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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作为道教学者和教育家，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本文仅就他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和以道为主，兼采各家教育内容作一探讨，敬希方家教正。
       

       
　　一、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道家一般把所培养的人才称为“真人”、“至人”等。这是道家推崇备至的理想人格。所谓“真人”就是修真得道之人。他以修身养性为要，达到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境界。葛洪把“真人”、“至人”的培养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为“上士”，有时亦称“长才。”“上士”和神仙是有密切联系的，而且是神仙中最高级的。葛洪说：“上士得道，升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①他把神仙划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士”是最高的。他说：“朱砂为金，服之升仙者，上士也；茹芝导引，咽气长生者，中士也，餐念草木，千岁以还者，下士也。”^②“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③这就是说，凡服金丹大药举形升虚者，成为最高的天仙；其次是靠行气导引长生不死的地仙，可以在名山遨游；下等的是股草木之药，先死后蜕的尸解仙，指的是那些在人间活动的“千岁翁。”不管哪种方法成仙，“上士”都是仙班里最高级的，是葛洪道教教育中最理想的培养目标。
       
　　“上士”既可举升虚为神仙，又可佐时治国为“长才”，这是葛洪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才。他说：“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自恃才力，不能并成，则弃置人间，专修道德者，亦其次也。”^④可见，“上士”必须具备儒道双修的素质。入世可以治国安邦，出世可以得道成仙。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则应放弃世俗的含头，专修仙道，反映出葛洪虽主张道儒双修，但最终还是重道轻儒的。由于佐时治国的需要，所以葛洪认为修道不能脱离人世，“古人多得道而匡也，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⑤葛洪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修长生又兼匡世的“上士”，因此，“上士”并非是栖遁山林，“尽废生命之事”才能修成的。而是要做到，既经时济世，又最终超凡入仙。他主张“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⑥既能佐时治国，又能轻举升仙的“上士”，是葛洪心目中理想的修仙者形象，也是他追求的最完美的人生价值目标。葛洪本人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既能带兵打仗，扬威于三军；又可修道炼丹，以神仙垂名后世。
       
　　葛洪的理想人格是黄帝，老子这些既成仙得道又兼综礼教，治国致太平的“道者之圣。”他说：“黄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升仙，则未可谓之后于尧舜也。老子既兼综礼教，而又久视，则未可谓之为减周孔也。”^⑦黄帝比尧舜高，老子在周公、孔子之上。要想达到黄老的境界，就必须儒道并重。这是因为：“仲尼，儒者之圣也。老子，得道之圣也。儒家近而易见，故宗之者众焉；道意远而难识，故达之者寡焉。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所以贵儒者，以其移风易俗，不唯揖让与盘旋也。所以贵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独养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后，则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⑧所以，葛洪《抱朴子》内篇讲神仙道教，外篇讲儒家学说，内外互补，道儒并用。
       
　　在儒道双修中，葛洪明确要求“上士”要准确把握儒和道的难易程度。他说：“儒者，易中之难也。道者，难中之易也。夫弃交游，委妻子，谢荣名，损利禄，割灿烂于其目，抑铿锵于其耳，怡愉静退，独善守己，谤来不戚，誉至不喜，睹贵不欲，居贱不耻，此道家之难也。出无庆吊之望，入无瞻视之贵，不劳神于七经，不远思于律历，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众烦既损，和气自益，无为无虑，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谓难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宪章成事，出处有则，语默随时，师则循比屋而可求，书则因解注而释疑，此儒者之易也。钩深致远，错综坟典，该《河》《洛》之籍籍，博百民之云云，德行积平衡巷，忠贞尽于事君，仰弛神以重象，俯远思于风云，一事不知，则所为不通，片言不正，则褒贬不分，举趾为世人所则，动唇为天下之所传，此儒家之难也。所谓易中之难矣。等论二者，儒业多难，道家约易。”^⑨这里，葛洪明确比较分析了儒道的难易不同点，为知识分子在儒道两家的修炼中把握重点难点指明了方向，以便他们尽快掌握儒道的精髓。
       
　　葛洪认为道本儒末，道先儒后。“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民，范铸两仪，胞胎万类，酝酿彝伦者也。”^⑩葛洪把儒道看成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道为本，儒为末，二者不可分。只不过道是造成天地万物乃至人类人伦礼教的总根源，是宇宙的普遍法则。在《明本》篇中，葛洪把儒、道对待世事俗务、荣辱进退、功名利禄的态度作了比较；夫升降俯仰之教，盘旋三个之仪，攻守进取之术，轻身重义之节，欢忧礼乐之事，经世济俗之略，儒者之所务也。外物弃智，涤荡激变，忘富逸贵，杜遏劝沮，不恤乎穷，不荣乎达，不戚乎毁，不悦乎誉，道家之业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爱者势利也，道家所宝者无欲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独善。儒者所讲者，相研之薄领也。道家所习者，遣情之教戒也。”¹¹儒道之区别，灿然明矣。经过对比，葛洪得出结论：“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¹²相反，“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¹³由此看来，儒、道之作用已十分明确。
       
　　葛洪把“上士”培养看作是长期乃至终生的教育过程。他认为由于人的先天素质不同，个人成为“上士”就存在着先后差异。“盖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故修学务早。及其精专，习与性成，不异自然也。”¹⁴儿童年少，精神专一，学习与成长自然相互促进，有利于接受教师教诲。当然“若乃绝伦之器，盛年有故，虽失之于阳谷，而收之于虞渊，方知良田之晚播，愈于卒岁之荒芜也。日烛之喻，斯言当矣。”¹⁵可见，葛洪把“上士”的教育过程理解为贯穿终身的重要活动，提醒人们要重视早学。万不得已失去了早学机会，也要抓紧时机进行“晚播”。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南北朝的教育家颜之推十分推崇“早教”与“晚学”相结合，就是对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葛洪通过儒道并用以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从理论上解决了儒道尖锐对立的矛盾，使二者合二为一。既为“上士”儒道并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又为世人的“出世”、“入世”开辟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二、以道为主，兼采各家的教育内容
       

       
　　培养“上士”的教育目的，决定了葛洪的教育内容以道为主。只有如此，才可升仙。同时兼采儒法诸家，这样才能达到佐时治国的要求。以道为主，兼采各家，便成了葛洪教育内容的总体特征。
       

       道，是葛洪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培养“上士”必须的教育内容。在葛洪看来，所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论其无，则影响犹为有焉；论其有，则万物尚为无焉……以言乎近，则周流秋毫而有余焉；以言乎远，则弥纶太虚而不足焉。为声之声，为响之响，为形之形，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静，圆者得之而动，降者得之而俯，升者得之以仰，强名为道，已失其真，况复乃千割百判，亿分万析，使其姓号至于无垠，去道辽辽，不亦远哉？”¹⁶葛洪认为，道不能用语言描述，虽强名为道，却已失去了道的真义，何况判割分析，更是去道甚远。道无踪无迹，无声无息，无论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无法把握它。道还具有生成功能，范铸天地，孕育万物，它是有意志的神秘体。葛洪心目中的道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要想成为同化宇宙的“上士”就必须先同化道。
       
　　葛洪有时把道也称为玄。他认为玄是宇宙最高本体，是世界万物的总根源。他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¹⁷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玄产生的。而玄的性质和作用，在他看来是深旷高远的，其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为、无所不能。可见，葛洪把道和玄看作是同等意义的哲学范畴，玄和道是异名而同义，所以葛洪有时合称之为玄道。
       
　　葛洪认为道最初是唯一的存在，所以又用一加以形容。他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一能成阴生阳，推步寒暑。春得一以发，夏得一以长，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阶，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¹⁸葛洪认为一作为最高精神实体存在于人体内，就是元一或真一，它具有人格化的特点：“一有姓字服色，男长九分，女长六分，或在脐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绛宫金阙中丹田也，或在人两眉间，却行一寸为明堂，二寸为洞房，三寸为上丹田也。”¹⁹这样，作为与道、玄并称，同为自然之始祖，万殊之大宗的一便成了男长九分、女长六分，可以守之勿失的具体存在物了。在葛洪看来，人只要修炼守一，使自己与真一合而为一，就可以长生不老而成仙。因此，玄、道、一是“上士”修炼所必需的内容。
       
　　葛洪也重视用儒家思想教育士人，他说：“今圣明在上。稽古济物，坚堤防以杜决溢，明褒贬以彰劝沮；想宗室公族，及贵门富年，必当竟尚儒术，撙节艺文，释老庄之意不急，精六经之正道也。”²⁰贵族子弟可以把佛老先放一放，但对儒家六经圣典则不可不勤学。葛洪还特别强调礼的教育作用。他说：“盖人之有礼，犹鱼之有水矣，虽暂假息，然枯糜可必待也。人之弃礼，虽犹瞯然，而祸败之阶也。”²¹因此，“安上治民，非此莫以。”²²可见，礼无论对个人修养，还是治国安邦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葛洪重儒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刑罚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他说：“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²³在仁与刑，儒与法二者关系上，葛洪主张儒法并用。仁刑并举。”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故仁者养物之器，刑者惩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无悛，非刑不止。刑为仁佐，于是可知也。”²⁴明，培养佐时治国人才，单靠仁的教育是不行的，而必须辅以刑罚。也就是说，对“上士”进行道教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加入儒家思想教育和法家思想教育。
       
　　由上述可知，葛洪的教育内容是复杂的。他首先注重的是道家的玄道一思想，只有掌握了其精髓，才能实现葛洪教育的终极目的———得道成仙。同时，葛洪又是重现实的。在成仙之前，还须立足现实，为政权服务。这就需要儒法并用，佐时治国。
       
　　注：①《抱朴子·内篇·金丹》。
       
　　②《抱朴子·内篇·黄白》。
       
　　③《抱朴子·内篇·论仙》。
       
　　④⑤《抱朴子·内篇·释滞》。
       
　　⑥⑦⑩111213《抱朴子·内篇·明本》。
       
　　⑧⑨《抱朴子·内篇·塞难》。
       
　　14、15《抱朴子·外篇·勖学》。
       
　　16《抱朴子·内篇·道意》。
       
　　17《抱朴子·内篇·畅玄》。
       
　　18、19《抱朴子·内篇·地真》。
       
　　20《抱朴子·外篇·崇教》。
       
　　21、22《抱朴子·外篇·讥惑》。
       
　　23、24《抱朴子·外篇·用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