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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是东晋初年著名的道教学者,其巨著《抱朴子》的出现,标志着民间原始道教的终结。他出身于江南著名的士族官宦家庭,本身就是一个硕儒,又有求仙得道的血统。这样的家庭背景使得他常在出仕与隐修间徘徊,但动荡的时代以及个人独特的遭遇使他由入世到遁世,舍儒从道,提倡儒道双修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他虽遁世隐修,但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矛盾?由此就涉及到他如何看待出仕与隐修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番较为初步的探讨。
       

       
　　一、仕或隐要看时运
       

       
　　葛洪认为,对于一个君子来说,不管仕或隐,必须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充实自己的才学,而且对之要保有一种正确的心态。一个人如果才学积聚得不够,节操修得不够纯粹,完全是他个人的过错,同时葛洪指出君子可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无论通达或困厄,运气的好坏都不能使人悲伤或愉快。在失意彷徨或是春风得意,都要保持一种豁达、愉快的心境,对出仕或隐居都不要记挂在心上。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时,可以心欢意得;处于高官显位时,就如布衣一样对待。也就是说尽量作好两种不同的角色,隐居时要有隐逸者的榜样,出仕时要有八元64道教论坛
       
　　八恺般的表率。他分别列举了失意时的虞舜、吕尚、范雎、公孙弘和卜式以及得志时的韩信、文种、傅说、管仲加以说明。“夫其穷也,则有虞婆娑而陶钓,尚父见逐于愚妪,范生来辱于溺篑,弘、式匿奇于耕牧;及其达也,则淮阴投竿而称孤,文种解鏎而纡青,傅说释筑而论道,管子脱桎为上卿。”(《抱朴子外篇·任命》)①不过,君子身怀才能是要有所等待的。君子在恰当的时候显现自己的才能与道德修养,奉事知遇的君主,那要看机遇。但是,机遇又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因为圣明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会出现的。昏庸的君主黑白是非不分,他们抛弃臣子的逆耳之言,得不到尽忠报效的益处。贤臣向明君进言,尚且未必被立刻接受,所以有伊尹干谒商汤达七十次之多。至于聪明的臣子劝谏暴君,则必不被接受,比如周文王谏商纣。君子等待机遇一百次难有一次机会,士人长久隐居而不返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如果没有明君,士人可作合时宜的退隐而不忧虑国事,甚至可以轻视天子和诸侯,德才兼备而不急切于显达。对于这种时运不济,知道他们的人很少,名位和声望在社会上不显,高尚的道德节操和惊人的才能被埋没,君子认为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以,抱朴子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士能可贵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贵之也;能为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外篇·任命》)所以君子只能隐显随时,胸怀坦荡,了解命运而不忧虑,淡然无个人欲望,当时来运转,正道行世的时候,也不喜形于色。
       
　　因为面对历史,个人作用又是非常有限的。上天的意志幽远,宇宙又是如此深妙难测,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和相互转化之中。而单个的人只是一个短暂而具体的存在,个人的潜能即使充分发展到极致,对于浩瀚的宇宙来说简直是沧海一粟,不足为道。抱朴子在《任命》中认为:“迅游者不能脱逐身之景,乐成者不能免理致之败”,就是说人即使跑得再快,也只是追逐自己的影子,功成名就的人也不能避免义理情致的衰败。个人难以改变瞬息万变、来势凶猛的时势,就像高岩将要崩溃的时候,不是一根细缕所能系缀的,龙门沸腾,不是填一把土所能遏制的。所以大丈夫能屈能伸,把握好时机,待时而动,做一个明智的人。“达屯,则沉沦于未用;时行,则高竦乎天庭。士以自炫为不高,女以自媒为不贞。”(《任命》)所以,人若不估计形势,出仕为官难免会遭危受辱的。骏马胡乱奔跑则会走入险境,君子胡乱猎取名誉地位会毁掉名声。即使处于乱世中,也不苟且投机取巧,不冒险侥幸取利。
       

       
　　二、仕或隐凭个人的性格、志向、才能
       

       
　　各种事物都有各自的性质和特性,不能随便改变。葛洪在《任命》中说:“且夫洪陶范物,大象流形,躁静异尚,翔沉舛情。金宝其重,羽矜其轻。”“各攸所好,安肯经营?”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则能在天空中自由翱翔,能够永葆生机,未看到先兆而不惶惑。即“达妙者,逍遥于玄清”,“味虚淡者,含天和而趋生”,“识机神者,瞻无兆而弗感。”反之,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只会陷入污泥之中,流水溃决而灾,会走向死亡,身处于危险而不觉。各种事物是如此,对于万物之灵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有的人心安静默,鄙视功名利禄,性本爱丘山,加上知道长生成仙之术后,更喜欢隐逸的生活。“亦有心安静默,性恶喧哗,以隐逸为欢,以荣任为威者,带索蓝缕,茹草操耜,玩其三乐,守常待终,不营苟生,不惮速死,辞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贵者。无所修为,犹常如此,况又加之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于世矣,各从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内篇·释滞》)②即使圣明的君主出世,皇恩浩荡,仁慈、恩惠、德泽遍布四方,域外的诸国被征服、感化,天下出现一派太平盛世的局面,也不能改变他们所崇尚的志向。他们对于出还是入的问题,有各自的想法,喜欢归于他们觉得舒服的地方。早在尧舜时,许由筑巢而居住在箕山颖水;夏禹时,有持耜种地的柏成子高;执着于自己的志向,延陵季子不肯为君。对于这一点也很符合葛洪自己的性格特征和自身经历。据史书中记载,葛洪早年丧父,家道中落,体弱多病,“素性寡欢,无所爱玩。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不爱交游”③。他自以为天生口74道教论坛
       
　　齿笨拙愚钝,生性懒惰,各种玩耍的事情,如博戏下棋、飞鹰走犬、打猎游览、玩笑嘲弄等这些当时社会上比较热门的活动都表现出厌烦的情绪。所以跟他亲密交往的人很少,再加上性格直爽,喜欢进逆耳之言,比如劝人不争夺名利,阻止人家沉溺于博戏与嗜酒等,得罪的人很多。结果是社会上受讥诮,得不到众人的同情而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面对无法改变的现状,最后他决定用毛笔来发泄心中的不快,通过写文章来寄托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可以说上面这段话是葛洪自己活生生的写照。总之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和志向,是绝对不能相互模仿和效法的。所以,葛洪在《外篇·逸民》卷一曾说:“仲尼亲受业于老子,子贡与原宪同门,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与巢、由同时,王莽与二龚共世,而不能效也。”沉溺于隐逸生活中,可以享受到其特有的富与贵的滋味。“古公杖第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莱灌园以远之,以其所好,莫与易也。故醇而不杂,斯则富也;身不受役,斯则贵矣。”顺从各自的性格与志向,“或运思于立言,或铭勋乎国器。殊涂同归,其致一焉。”(《外篇·任命》)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归处,结果往往是殊途同归,毫无轩轾。有人认为隐者固守正道,悠然超脱,独来独往,胸间不被世事所牵累,就不应该再关心国家大事。葛洪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在他的眼里,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是永恒的。其重要性可从《外篇·应嘲》中看出:“君臣之道,次于天地。”认为出仕与隐居在感情上是一致的,出与入的关键在于时机,而关心国家大事的言论与此没有关系。古时老子主张自然无为,鬼谷子终身隐居,但他们所写的书、所发的议论都没有脱离社会上的事情。葛洪自谦才能短浅德行寡薄,才干不适合治理国家,所以选择隐退的道路,但这不能阻止他就社会上的事情发出宏论。他写了《君道》、《臣节》、《审举》、《穷达》等篇以讥讽时弊,审时度势,提供社会救世良方。所以他特别恼恨庄子作为一个隐者,“诋毁仁义”,造出一些“荒诞不经”的言论。总之,君子隐居必须不忘关心国家大事。
       
　　个人的才能不同。长才、上士者可以兼修仙道与人道,是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的缘故。葛洪在《内篇·释滞》云:“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于朝隐,盖有余力故也。何必修于山林,尽废生民之事,然后乃成乎?”上士在修道与匡世两方面做到游刃有余,哪个方面都不偏废,“长才者兼而修之,何难之有?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者,上士也。”也有的根据自己的才能,修道与匡世不能并成,也可以单修仙道或人道。葛洪自以为是属于这一类人。他在《外篇·嘉遁》中说:“仆所以逍遥于丘园,敛迹于草泽者,诚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云起,髦彦鳞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复举耀以厕日月之间,拊瓴于洪钟之侧,贡轻扇于坚冰,炫裘炉乎隆暑之月,必见捐于无用,速非时之巨嗤。若拥经著述可以全其成名,有补未化,若强所不湛,则将颠沛惟咎,同悔小孤。故居其所长,以全其所短耳。虽无立朝之功,即戎之劳,然切磋后生,弘道养正,殊涂一致,非损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于许由;圣世恕而容之,同旷于有唐,不亦可乎!”因为“诚以百行殊尚,默默难齐。”(《任命》)有人认为遁世有违君臣这一基本人伦,葛洪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他赞同孔子的观点:凡在邦国之内,都是臣子。在朝为官的人通过施展才华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在山林修道的人依靠自己的德行来整饬不良的社会风气,推行谦退忍让之风。他们的作用虽不同,但殊途同归,都是君王的臣子。这是因为天子的疆域遍及整个天下,包括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地方,雨露所能施及的地方,而士人隐居总是在君王的疆域之内,而没有逃到四海、八极八方之外。古人段干木虽没扛着武器戍守边境,但他在国界上修造营垒,歪打正着,起到了保卫魏国的作用。由此他对于伯夷、叔齐不吃周粟的那种浅薄迂腐的行为表示不屑。
       
　　从上可知,君子遁世有因为时运的关系,才能、性格、志向的不同而导致的。葛洪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示着对社会关心,为挽救社会危亡提供一剂救世良方。真可谓身在山林,而心无异于庙堂之上!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注:
       
　　①采用杨明照著《抱扑子外篇校笺》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以下简称《外篇》。
       
　　②使用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简称《内篇》。
       
　　③王明著《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