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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3月，著名的政论家、国学大师梁启超因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确定为肾肿瘤，建议切除那个“坏肾”。当时，中国人对手术很是恐惧，梁启超的好多朋友也反对“割肾”。但是梁启超不顾亲朋的反对，毅然决定做肾切除手术。
       梁启超是社会名流，协和医院对他的手术自不敢懈怠，指定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瑞恒为梁启超做手术，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可是百密一疏，手术室值班护士在用碘酒标手术位置时弄错了，本来该切除的是左肾她却标成了右肾。刘瑞恒手术前也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就将健康的右肾给切除了。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与此同时，协和医院也发现了这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院方考虑到“协和的名声”，遂将此当作“最高机密”，缄口不提。
       更有趣的是梁启超的态度。对于这起手术，社会人士和梁启超的家人都觉得协和医院有“孟浪”之责。可是梁启超本人却还在替协和医院辩护，他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称：“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如果说这段话还算“通情达理”、言之有据的话，那么他接下来的解释就纯属谎言了：“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事实是，手术之后，梁启超的病情日益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所谓“越发健实”根本就是骗人之谈。在媒体上撰文替协和医院辩护的同时，梁启超私下对家人说：“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做”，“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替协和医院辩护，甚至不惜为此说谎呢？
       原来，梁启超早就撰文比较过中医、西医之优劣，极力推崇西医，认为西医“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而讲全体，而讲化学，而讲植物学，而讲道路，而讲居宅，而讲饮食之多寡，而讲衣服寒热之准，而讲工作久暂之刻，而讲产孕，而讲育婴，而讲养老，而讲免疫……学堂通课，皆兼卫生。”基于这种理念，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就拒绝中医治疗，以此来倡导西医乃至西学。梁启超之所以替协和医院辩护，主要的用意还是替西医、西学辩护，他怕说出真相会影响西医乃至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将国家前途置于个人安危之上的做法，这种将自己所信奉的“主义”置于自己的健康与生命之上的情怀，自然是可敬的。可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一位如此倡导西医、西学的人却最终死在了西医的手术刀下。
       更为可悲的是，梁启超极力为之辩护的医院始终不敢站出来承担责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先生去世，时年只有56岁。人们在纪念梁启超的同时，再次提起了当年的“割腰子手术”，怀疑那是一起“医疗事故”，可是，面对人们的猜疑，协和医院仍然保持沉默。有文章说，直到1970年，梁思成先生后来住进了协和医院，他才从自己的主治医生那里得到了父亲早逝的真相。
       现在，西医早已被国人普遍接受了，这证明梁启超当年的良苦用心没有白费。可是，从另一个方面看，如今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很多，并且，在医疗事故中，患者维权十分艰难。我不禁想，今日患者维权之艰难是不是也与梁启超当年放弃医疗维权、医院拒不承认“医疗事故”有关呢？我们不能不说，就如何处理医疗事故而言，梁启超的做法不好。他那种为了“宏大叙事”而放弃追索个人权利的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真相就是真相，医疗事故就是医疗事故，如果为了西医的发展就不惜用谎言掩盖真相，为了医院的“名声”就不敢承担责任，那么，所谓的“发展”，所谓的“名声”又是为了什么呢？
       进一步说，没有什么值得用掩盖真相去博取，没有什么值得用谎言去维系。不论你的用心多么良苦。梁启超虽然是思想大师，可是他至死都没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明白，他也没勇气去彻底实践。
       实践这一理念的任务落在了今人身上。
       ［潇风荐自《湘声报》2006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