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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陈省身之后，丘成桐大概是最有成就的华人数学家了，他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终身教授，二十多年前就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身居海外,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十分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关注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的发展。更为难得的，他还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对中国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名牌大学的惟利是图倾向、基础教育的弊端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
       有媒体曾经报道，去年高考成绩公布后不久，丘成桐兴冲冲地赶到杭州，和一批在高考中得高分的数学尖子会面，结果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习题的机器。”他一方面感叹“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一方面他也对国内大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深表遗憾。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过中国一些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水平，而近两年来，“能够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国的学生智商不够、聪明不够，也不是中国在数学方面的缺少投入，缺少的是“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这位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国际数学大师为此向莘莘学子大声疾呼，要有做学问的热情。
       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所以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跟我们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要找到做学问的乐趣，怀抱做学问的热情确实有些困难。同时，我们流行的世俗价值观也注定了很少有人把研究学问当作生命本身的目标，自科举时代以来主导的读书入仕、官本位传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丘成桐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学生缺乏钻研科学的精神、没有做学问的热情，除了整个世俗化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问题，只有物质层面的利益追求，没有能提供另外一种足以支撑人们仰望星空、寻找精神世界的价值尺度，教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原本被视为精神圣地、学术堡垒，独立于世俗的浮华与喧嚣之外的大学校园本身也面临着精神失落的危机，丘成桐教授尖锐地批评某些名牌大学竟然也是唯利是图，有一家名牌大学的代表曾和官员一起到哈佛大学取经，但他们问的问题却让丘成桐失望至极，“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当丘成桐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现在，有些大学好大喜功，只追求表面化的数字，以为大学之大就是有大楼、就是面积大、规模大、人数多，这和有的教授居以一人带30个博士生为荣，以为学生多就是“大教授”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多数学生在迈进大学的门槛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职业前途考虑了，在选择院校、专业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都是这方面的精心计算，哪里还会有什么做学问的热情？对此有人还振振有辞地辩解说，现在子女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相当之高，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付出的教育投资（哪怕仅仅是货币投资）相当昂贵，而投资就要有回报，他们能不考虑“职业”和“饭碗”吗？无论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以“职业”、“饭碗”为求学目的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功利”，那也是人们冷静权衡成本收益后作出的理性抉择。
       诚然，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收费猛涨，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大学生求学成本畸形攀高已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大学生可以回避求真知、只把大学当作谋饭碗、求职业的理由。关键是不能把寻求职业、饭碗当作求学的唯一或者主要的目的，这样的人生未免太可怜了，其实“谋道”与“谋食”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一定要放弃其中之一。人当然要求温饱、求小康，只有吃饱了，只有衣食无忧，才能更好地钻研学问。但是毫无疑问，在“谋食”即解决生计的同时，照样也是可以追求学问，追求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理想，这两者决不是矛盾的，毕竟人在世俗生活的污泥浊水中可以时常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不知道，在21世纪初的天空下，丘成桐教授的呼唤是否注定了回音空荡?
       ［刘畅荐自《偶像的黄昏》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