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以探讨汉代文学为主的学术论文集，作者徐宗文先生命之以《三馀论草》，变古人“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三国志·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之说，取“审稿编稿之馀，开会出差之馀，吃饭饮茶之馀”之意，颇有意味。
在“傅序”中，傅璇琮先生提到“编辑学者化”问题时，认为编辑“真正投入（学术）者，会有高校、研究机构所不易具备的求实、广学、敏思、高效这几项兼备的机能”。智者之言，一语破的。然学术虽为公器，而学者必具个性，虽然宗文先生的书“跋”自称研究古典文学是“业馀”，甚至是偶然的“历史的误会”或“历史的机遇”，但偶然中存在必然，所以读《三馀论草》除了“傅序”讲的“重增编辑学者化”的信念，当于古典文学研究自身亦不无启迪。
启迪之一：文学情怀，是宗文先生研究古典文学的内在修养，这也许正是论者不取“研究”之名而得“三馀”之意的趣味所在。读《三馀论草》，可以说没有一篇不是“有为而发”，究其因，就是“情”之所至，不能自已。这又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宗文先生好“文”，尤好古典之文，每见诸笔端，古雅典则，清丽可诵。他治学好“赋”，亦尝写赋，且颇有汉魏之风。他曾为吴汝煜先生编辑整理并出版《全唐诗人名考》，在其用文言写的“后记”中，记述师生情谊，文笔清雅，感人至深。如述其师病重时相托书稿事一段：“未几，先生病重，来宁就医，吾每隔日即趋探视，虽风雪无阻；且行弟子之礼，愿为守夜护理。一日，先生执我手曰：‘宗文，吾将不久于人世，吾死而无憾，惟不能与汝共剪西窗之烛矣。汝其好自为之。’言毕，欷嘘不已。良久乃曰：‘吾有遗著未能问世，汝其善为留意矣。’吾泣曰：‘先生之事，但管放心。先生如有不讳，吾自勉之……’以下竟无语凝噎。临终寄以深情，授之重任，亲亲之情，栩栩然如家人之礼也。”一段对话，寥寥数语，又见唐宋文脉。虽然学者未必要求“文人化”，但好文善文与否，确实影响研究，因为文学研究需要一种情怀与感动，否则难免隔靴搔痒。其次，宗文先生治学，全凭爱好，所以《三馀论草》既非国家“工程”，亦非几“五”项目，且其升等进级，又无须此“非正业”成果，这样，在剥离文学研究的功利性的同时，也就获得了莫大的自由。文学是自由的，文学研究是自由的，古典文学的研究亦然，这也是我们这些身处高校或研究机构整天疲惫地参与“工程”建设者的一点切身感受。
启迪之二：问题意识，是治学者必备的眼光，这与论者作为编辑身份喜欢“挑毛病”的职业特征相得益彰。由于论者是因情为文，非为文而文，使《三馀论草》所收三十篇论文，不仅属有为而作，而且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故新见迭出。然观其新见，又是如其编辑别人文稿（尤其是词典）时不放过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般，是由“挑毛病”得来的。综观其书，“挑毛病”大体有两端：一是挑古人毛病，辨析正讹。如论集中的《〈七发〉三问》、《史迁肯定大赋说献疑》、《〈史记〉“述而不作”试解》等，均属正古人千年之疑的论述。二是挑今人毛病，正本清源。比如萧统《文选》录司马相如《子虚》、《上林》二赋，今人多提质疑，认为是《文选》编者误将相如《天子游猎赋》分为两篇，违背了史迁的记载。对此，宗文先生通过仔细研究赋作文本与相关史料，撰写了《也谈〈天子游猎赋〉》一文，复为驳正，虽然这一问题在学界仍有探讨余地，但此文的考辨与立论，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其中《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一文，是作者针对《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篇小文章《说正》而发，就是原作者对比《
三国演义》与《
三国志》时，认为其中一情节是“小说家杜撰”，而却对这情节就见载《
三国志》“裴注”引《
汉晋春秋》中的史实视而无睹。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宗文先生在驳正该文这一因武断而产生的小错误时，则由此生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并详加阐解，议论精辟。此外，由于近年来海内外传记文学研究热潮兴起，对中国传记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追溯到《
史记》，但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将史学文学化和将古学现代化的趋向，而宗文先生的《对〈史记〉“文学性”的几点异议》提出了商榷意见，特别是文中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批评两方面分辨史学与文学的质性，是合理而深刻的。宗文先生深于汉代文学研究，而汉赋又被奉为“一代文学之胜”，所以他的问题意识于汉赋研究尤为显彰。学术贵在平实，却畏惧平庸，大而无当，泛泛而谈，重复劳动，已成学界症结，所以读此论集，每文均为一问题，论者的发现眼光与解决能力，是令读者欣慰的。
启迪之三：综括能力，源于学者的广学与敏思，其成果也就自然是谨肃而明辨。宗文先生广博的学术视野与醇深的理论修养，固然源于他的好学和积累，但也确实如傅璇琮先生所说与他的编辑生涯有关。在《三馀论草》的“跋”语中，论者自述中有两件事值得注意：一是他早年编辑十三院校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而在“三校”过程中把几百篇诗文“读得滚瓜烂熟”，这显然对他后来的古诗文创作与研究打下了基础。二是他以学者的眼光和编辑的能力，组织全国众多赋学研究者编纂了《辞赋大辞典》，从搜集文献、编列词条到写作校对，几度春秋，也同样为其赋学研究增添了功力。赋学先进台湾逢甲大学简宗梧教授曾对我说，他年轻时治赋好解决问题，多考证辨析，现在年龄大了，则更多提出问题，注重阐发赋学发展的规律和走向，供年轻人继续深入探讨。诚哉斯言！我觉得平实的考论与合理的推测，也是学者应该具备的两种能力，这既要积学，也要综括。于是再回到案头，翻检《三馀论草》，如果我们认真再读一读前面尚未提到的如《辞、赋、颂辨异》、《〈庄子〉与汉赋》、《诗人之赋丽以则——论扬雄的文艺思想》等文章，是兼有提出和解决问题之能力的。
《三馀论草》跋语中，作者引曹丕年寿有时而尽，文章方为不朽之论，在喻示学术世界的精彩时也不乏一种学术的自信。老子说：“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宗文先生在“三馀”空隙间的学术建树，是否还能给读者一点喻示：学术研究要游刃有馀，游心自如，方能达到自信而自娱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