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才落下，我就醒了。坠景迷濛，仿佛又见到了那一双背影。两个中年男人相互扶持，跌跌撞撞，笑语声喧，走在一大片日式平房的街巷之中。那是一九四七年前后的台北，“我和卓如常在傍晚时从温州街十八巷走到泉州街二巷子祥家讨酒吃，当时马路好走，不特没有机车，也极少有大小汽车。醉了走回家，出泉州街，经福州街，达罗斯福路，转和平东路，可以踉跄而行……”这一段话出自《龙坡杂文》，“我”是台静农先生，“子祥”是推行国语有功的何容先生，“卓如”，我原来不知是谁，后来才知道，是台大历史系的夏德仪先生，我的老师的老师，按照《倚天屠龙记》张无忌对张三丰的叫法，我也应该尊称一声“太师父”的。
太师父两袖清风，赴美依亲是一九七五年的事，那时我才从“国中”毕业。等到我进入台大历史所，滥竽师门时，定居宾州匹兹堡的他已经八十九岁，朝雨锄瓜，集邮种菜之余，正在重读、札记二十五史。我的老师每隔一段时间，总会特地去探望他，回来之后，谈谈说说，我没多大印象，也不知道当时爱读的《龙坡杂文》里的“卓如”就是他，更不清楚他和台静农先生患难论交，情谊深厚。一九九八年太师父过世，我早弃学潜逃，汲汲谋生，一无所知。再过几年，太师母也往生了。老师前往吊唁，带回一批存稿、文书。这时候，轮到我常去探望我的老师了。老师一边喝茶一边翻阅，一边追忆一边闲闲说给我听，我才知道太师父的一些事情，也总算对他有了一些了解。
太师父是江苏东台人，生于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读书期间跟魏建功、容肇祖等人过从甚密，创办了《
论衡》及《清议报》。当时史学界辨古成风，鉴别析论传说、神话，甚至风传出“大禹是一只大爬虫”这样的说法。太师父乃翻译西洋史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蒂德?穴Ｊａｍｅｓ Ｈｅｎｒｙ Ｂｒｅａｓｔｅｄ?雪的名著《往昔》?穴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雪，希望借他山之石，“给整理中国史的人看”、“看看人家的古代史料是怎样取得的，人家整理出来的上古史有怎样的可信度”。译稿完成后，交给顾颉刚，准备由朴社出版，最后却因财务困难而没有下文。
一九二六年，太师父自北大毕业，无甚措意于学术研究，返乡后，辗转于江苏、安徽的小学、中学教书。这在今日，颇难想像：第一流学校的毕业生，怎么会跑到基层教书？在当时，一来高等教育方才起步，僧少粥也少，大学教职一位难求，不容易进得去；二来教师层级分别没那么明显，一流人才下乡是常见的事，其中最著名的当然就是曾聚集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诸先生的白马湖中学了。抗战军兴之后，太师父举家搬迁到重庆，还是教书为业，最后在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副教授，也是这时候，跟早为北大旧识的台静农先生同事，过着轰炸不止，弦歌不辍的艰苦生活了。好不容易挨到抗战胜利，青春结伴却难返乡，太师父家乡状况不明，且就算有心回去，交通工具也无着落。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女子学院又因复员迁院运动，两次罢课，最后被教育部下令解散，几家人顿陷进退两难的窘境。
恰巧此时，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到了台大任教的魏建功、李霁野来信相召，太师父遂与台静农先生携家带眷，于一九四六年的十月十日千里迢迢到了海外孤岛，准备过个水，休养生息，伺机返乡，谁晓得这一呆就是几十年，再也回不去了。台静农先生的“歇脚盦”最后也不得不更名为“龙坡丈室”。
初到台大的太师父心情到底如何？隔代隔辈的我问无从问，不过从台静农先生所留下的蛛丝马迹文字，或可揣摩一二。当时太师父、台先生都住在后来因为还出了个彭明敏而声名大噪的温州街十八巷台大教职员宿舍，一住一号，一住六号，鸡犬相闻，彼此随时可以登堂入室，情谊密切自不在话下。一九四七年春，台大中文系系主任，也是鲁迅挚友的许寿裳先生突然在青田街寓所遭人砍杀身亡事件发生，由于受害者身份敏感，遂使得“大学的朋友们都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后来接手系主任的乔大壮先生甚至“用手电筒照着（宿舍）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尤其是我回家的路，必须经过一条仅能容身的巷子，巷中有一座小庙，静夜里走过，也有些异样的感觉”。这一座小庙，这一种异样的感觉，当时的太师父想必也经历过吧。而两人相偕向何容先生讨酒吃，只怕也不是很平静的。乱世文人，生不逢时，于世无计，借酒浇愁，身为徒孙的我，一想到这，心中也不免一阵怃然了。
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公教人员生活艰辛。离乡背井到了大后方的太师父一家人也不例外。为了贴补家用，太师母养了一大群鸡，节省饭余喂养，准备日后出售图利。此前曾有相士预言太师父某岁病厄难逃，届时果真应验，伤心的太师母为了替太师父滋养身子，不得不将一大群鸡一只一只宰杀进补，谁知吃到第一百只时，竟然转危为安痊愈了。为了纪念这一件事（或者说，为了感念那一百只鸡），太师父后来便自号“百吉”，百吉者，百鸡也。其幽默风趣如此。
太师母出身翰林之家，性格刚毅明快，饶有男子气概。与太师父相识于杭州一中，一辈子鹣鲽情深，相敬如宾。从四川辗转来台后，太师父始终念念不忘江南家中藏书，太师母见其思念状，心中不忍，竟然不顾漫天烽火，随身带了个藤包，内装旧牛皮纸与绳索，一个人搭船返回杭州，想方设法把太师父藏书一百多包邮寄出来，才又返回台湾。这是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事。当时江南已岌岌于战火矣。
据说，太师父喜烟嗜酒，太师母准酒不准烟。两人结婚时约法三章，太师父得要戒烟才行。战乱中无暇顾及此事，五十年代生活渐渐安定，旧事重提，太师父绝不毁约，烟瘾却颇难耐，只得开始其“藏烟”生涯。常藏的地方是研究室书架后方，每次想偷抽，还得大费周章，挪移三坟五典，才能到手。有时候，学生到家中拜访，以烟敬师，太师父也不推却，但只要听到太师母脚步声近了，就急忙交给学生“代抽”一下。太师母虽然知道，笑一笑却很少点破——情之为物，与日俱深而淡，最后自然便脱落出某种契阔的相知了吧。
六十年代的台湾，教授待遇并不好，太师父一家五口，加上好友魏建功的侄女也寄养家中，生活费、教育费在在都是大开销，偏偏他的个性又有些奇特，学校要他接系主任，他不愿意；王云五主持“嘉新水泥学术审查委员会”，颁赠学术奖章与奖金给他，他自言无所成就，受之有愧，坚予婉拒，日后还回赠了一堆书籍；协助编纂“中华丛书”《资治通鉴今注》，适逢蒋介石七秩华诞，人家要他列名，好“敬当野人献芹”，他只说：“予不才，殊不欲附名。”“人不言禄，禄亦弗及”，这样狷介的太师父也只得到处兼课兼差，赚本分的钱，过清明的生活，非常辛苦，但，想来应该也很安心吧。
太师父在台大，除大一“中国通史”，教授范围不出“明清史”，此外，则特别重视中学历史教育，直到退休为止，一直担任中学历史教科书编辑委员，所编写的初中外国史、高中本国史，教育好几代人，深获好评。他的编书原则，卑之无甚高论：不标新立异、以大家能接受为原则、有争议者不纳入。到了今天，却仿佛成了难之又难的一件事了。另一方面，他还长期主持“大专联考”历史科命题与阅卷工作，亲自上第一线选拔人才，一做就是几十年。以今天的时尚眼光来看，一流教授做研究、写论文，二流教授才编书、改考卷，然而不然的是，风行草偃，积渐以还，一流人才越行越远，我们的历史教育、历史教科书、历史入学考试，又都成了什么模样？昔日傅斯年先生到台大，大一的国文、中国通史，一定找学识最渊博的教授开课，此中寓有深意焉。太师父深体其意，或即因此力行实践，终身不违吧。
今天的台湾，还记得“夏德仪”三字的，恐怕不太多了。但知道“百吉”两字的，却不乏其人。原因是，随着“台湾研究”热潮兴起，六十年代“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周宪文先生所主编的“台湾文献丛刊”，咸鱼翻身，成了炙手可热的史料荟萃。太师父从一九五七年起参与这项工作，八年多的时间里，总计点校、新编南明及台湾史料八十二种，一百四十五册，几占全部丛刊的四分之一。其中《台案汇编》八集，更是从明清史料、实录、档案中整辑爬梳而出，大有利于台湾史研究。至若每一种史料之前的弁言，更有解题导引之功。然而，一辈子淡泊名利的太师父，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还是说“不预当台湾史专家”，所以随书文章署名，“先写编者，后写百吉”，始终不为人先，乐居人后。一九九三年，高龄九十三岁的他，把所有的解题文字抄誊校订一过，汇订成帙，名为《百吉撰台湾文献丛刊序跋选录》，并写了一篇跋言，深藏四十多年的心事总算有所透露：“自觉身经抗战时期之颠沛流离，而能于胜利后安居台湾三十余年，若不对台湾史稍有贡献，岂不有愧于在台久居乎！”
一九六四年，李敖写《教育与脸谱》，把台大文学院老师骂了个够；二○○二年，效颦者轻薄为文，干脆说台湾历史学界，“从根烂起”了。学风浇薄，与时俱烈。讽刺的是，昔日骂人的一代，转成被骂的。今日勇于攘臂骂人者，论才气、逻辑，论情论理，却又比前辈逊色多多。台湾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连骂人、被骂者也一代不如一代了。这些日子，一边翻读太师父的年谱、存稿，一边思索这个问题。太师父一辈子所写的论文，屈指可数，实在当不得“充实而有光辉”几个字，追索回顾他的一生行事，却让人低回不已，深以未能亲炙为憾。古人有所谓“经师”、“人师”之辨，《资治通鉴·后汉纪》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其注解云：“经师，谓专门名家，教授有师法者；人师，谓谨身修行，足以范俗者。”更早的《荀子·儒效》则说：“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然则，行己有耻，自有原则的太师父、台静农先生，大约都属于传统“人师”之列吧。台湾高等教育的悲哀则是，讲究学术，提倡研究了半天，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穴发表成果或消亡?雪 喊声震天，但如果只是ｐｕｂｌｉｓｈ 出了一堆“经师”；“人师”则被ｐｅｒｉｓｈ净尽，成了濒临绝种动物，这样的教育，一将功成万骨枯，又有什么用处呢？！雨还继续下着，遥远的那两个身影，在时代记忆之中，却毕竟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