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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论坛]山阳天柱山道教
作者:张应超

《中国道教》 2001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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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柱山,又名天竺山,在陕西山阳县城东南约40公里处,距西安约240公里,是道教和佛教活动历史悠久的名山。
       
  清代中叶纂修的山阳地方志书中记述,从唐朝贞观初年到清朝顺治年间,慧圆、化藏、大机、无边、超古等佛教高僧均在天柱山一带弘扬佛法,天竺山之得名显然与此有关。道教在天柱山一带的活动,更是源远流长,本文主要记述以天柱山为中心的山阳地区道教的历史与现状。
       
  据清嘉庆元年刊本《山阳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即在本县境内的馒头山隐居修道。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境内)人,在广东罗浮山隐居之前,曾到豫、荆、襄等地游历,而山阳又距豫南、襄阳不远,所以,他到过馒头山是有可能的。民国十八年刊本《增修山阳县志》卷二亦写道,“羊仙洞在馒头山,昔人于此得道飞升,传云即葛洪也,入罗浮山去。又口头东十里,有深洞,碑记‘葛洪修炼处’。”①
       次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手中各握棋子,未让公远看见而要他猜各人手中之物,公远以无物相告,三人张开手,均无棋子,原来棋子已在公远手中;还写道,开元年间又一次中秋赏月,公远以拄杖为桥,请玄宗同登月宫,听霓裳舞曲。这些记述颇多神异,难免有小说家言或传说。其中亦有颇具哲理之言,如玄宗请公远教其长生之术,公远对曰,“我命在我,非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减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③这段话反映了罗公远对道教养生的真知灼见,他重申了道教提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指出要长生久视,应先内炼而非外求,清心寡欲、草衣木食的艰苦修炼,帝王是做不到的,言外之意,帝王的生活如果不改变,要想长生是不可能的。罗公远有著述传世,《道藏》中收有《真龙虎九仙经》二篇,罗公远、叶静能注。叶静能亦为唐玄宗时的道士,以擅长符请神役鬼、驱邪治病、兴云致雨等奇术深受玄宗宠信。罗公远、叶静能在《真龙虎九仙经》注中写道,“夫金丹大药,皆在冥心。心若一着,无有不成。若蒙至人传诀,依法修之,切在戒慎分明,静室息诸事,想恍惚之中有神曰灵冥也,炼五脏气方成大道。故《道德经》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④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道教修炼在当时由外丹向内丹转变之端倪。
       
  据山阳地方志记述和当时老道长口传,唐末宋初大名鼎鼎的高道吕洞宾亦到过天柱山。《山阳县志》卷一《古迹·仙人龛》记载,“相传吕纯阳、韩湘子游憩于此,故名。”⑤同卷《古迹·天柱山》亦记述,“又传吕洞宾曾卓锡于此山,有摘星岩、摩天岩、净瓶峰、雷神洞。”⑥八仙的故事使吕洞宾、韩湘子在我国民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据有关史料考察,吕洞宾、韩湘均有其人,但韩湘系唐朝官员,是唐代大文豪韩愈侄孙,而韩愈确有族侄,颇有道术。
       
  吕洞宾是唐宋内丹道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洞宾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以字行世。他与其师钟离权的内丹修炼理论,在中国道教史上被称为钟吕金丹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吕岩》写道,“其自作传云:吾乃京兆(今陕西关中)人,唐末屡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子,传授延命之术,寻遇苦竹真人传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钟离,尽获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吾之剑法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见?为人若反是,虽携手接武,终不成道。”⑦从这些记述不难看到他修道的经历、承传及其丹道思想。吕洞宾主张修道最重要是身心和生命的修炼,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说。他的丹道理论对全真道内丹修炼影响甚大,被尊为全真道“五祖”之一。有关吕洞宾在陕西的活动,史籍多有记载,《雅言系述·吕洞宾传》称其为潼关以西人,唐朝咸通(860—873)初年,举进士不第。后因黄巢起义,社会动荡,遂携家隐居终南山,学道家老子之法。《宋史·陈抟传》亦写道,陈抟在华山隐居修道时,“华阴隐士李琪……;关西(古时称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地区为关西或关右—引者注)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⑧根据上述史料分析,吕洞宾在天柱山一带修过道是完全可能的。
       
  元朝时,全真道倍受尊崇,甚为兴盛。陕西乃全真道之发源地及重要的活动地区,道观的兴建和道士、信众的崇道十分普遍,天柱山地区兴建的元纬宫就是全真道在当地发展的有力证明。元纬宫系元朝著名高道宋德方主持修建,据《增修山阳县志》载,元纬宫“在城西南山麓,俗名宫为南庵,道院曲流为县八景之一。”⑨《山阳县志》卷三《坛庙》记载,“县城西二里许,有胜概名曰南庵,后倚笔架山,前接紫微峰,左山环峙,右水绕流,盖天地造设之佳处也。”
       
  据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道教史料记载,宋德方(1183—1247),字广道,道号披云,山东莱州掖城人。先后师事全真道“七真”中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请远赴西域时,德方为随行的十八位门人之一。返回燕京后,与丘处机同住于长春宫,奉丘之命,任教门提点。他办事认真,一举一动,无偏私而有规则,道俗莫不服其德能。宋德方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对儒、道典籍如《春秋》、《周易》、《中庸》、《大学》、《庄子》、《列子》特别喜爱,努力研读,对其它的诗文与历史、诸子百家著作,亦多有涉猎。他在搜集、整理、刊刻道经和修建道教宫观方面尽力甚多,成效亦甚大。丘处机逝世前,十分重视整理和刊刻《道藏》之事,他曾专就此事和门人宋德方商议,对道教经典的大量散失深为遗憾,认为应当努力完成恢复和整理这一与道教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的大事。然而,丘处机也深知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实现这一宏愿,遂将此事交宋德方日后办理。丘处机对宋德方说,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他日尔当任之。丘逝世后,尹志平接任掌教,亦继承其之遗愿,非常重视刊刻《道藏》,委托宋德方总管筹办此事。宋德方与门人秦志安等详细策划,又得丞相胡天禄资助白银1500两,遂于元太宗九年(1237)起开始整理《道藏》。由于任务繁重,设立了27个经局承担此事。他们不辞辛劳,行程数万里,搜罗遗逸道经,增补亡缺,以《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校雠付刊,历时八年,于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全部完成,亦名《玄都宝藏》,共7800余卷,实现了丘处机的遗愿,是全真道教历史上的又一创举。由宋德方建立的全真道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分布,凡百余区。”元纬宫即是宋德方主持修建的一百多处道观之一11。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朝廷即赐宋德方“清虚大师”;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朝廷又赐号“玄都至道真人”;至元七年(1270),又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著作有《乐全集》。
       
  明朝以后,国内不少地方全真道衰落,陕西的全真道虽然不如元代兴盛,但却有一些道士弘道甚为得力,成就亦显著。如佳县白云山,因道士李玉风(亦作玉凤)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三年(1605)到此隐居弘道,“施药济人”,“岁旱有祷即应”,后经任尚书的陕西韩城人薛贞上奏朝廷,“敕赐道经一藏,封为‘玉风真人’”12
       
  在属于陕南地区的天柱山,明朝时四川籍全真派道士李本善到天柱山弘道,收徒刘合明等。李羽化后,刘合明承师遗志,主持天柱山地区全真道事务,大力弘道50余年,收徒100多人,修复了不少道观。刘于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羽化,其徒余教民继承刘合明主持道务30余年,使全真道在天柱山地区得以延续B13。
       
  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一位居住在山阳名叫雷贤(字宗鲁)的人,某日出游,在南庵道观旧址上捡到琉璃瓦残片,上面刻有“至正元年道正宋披云”字样,感慨非常,乃以继承宋披云(德方)弘道之志为己任。雷贤捐资金、请工匠,历时10余年,终于使元纬宫在元朝宋德方昔日修建的旧址上重新落成。余庆在《南庵元纬宫记》中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道,元纬宫“前后宫殿,峨然飞,东西栋楹,耸尔壮丽,且装塑神NFDA2,象貌威严,光彩绚烂,令人凛凛起敬。至于四面墙垣,气象开阔,高映云日,观者摩肩接迹,赞口同声,是皆始于宗鲁之所创也。”B14从这些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天柱山地区的道教盛况。
       
  明朝中期以后,天柱山一带全真道的活动日渐衰微。清乾隆二年(1737),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先后收徒100余人。但后来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传下来。
       
  现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传,系由清朝中叶武当山太子坡道士王圆吉到天柱山弘道,延续下来的道脉。所以,现今天柱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尊武当太子坡为其法嗣之源。王圆吉到天柱山后,与其徒吴明慧、张明秀、刘明玉等大力弘道,修复道观,刻印道教典籍20余种,门人达500多人。王圆吉羽化后,吴明慧(道号道隐子)继其师掌天柱山道教事务,勤奋耕耘,著有道书《度人秘录》、《修炼丹术》等,皈依弟子超过1000人。
       
  1925年吴明慧羽化,由其高徒张至正(道号安连子)继承吴明慧遗志,主持天柱山道教事务,努力弘扬全真道。张至正与天柱山道众一起,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修复了铁瓦殿、云盖观(又名大顶)道观,又在铁钟坪创建双峰观道场,建有主殿4座,配殿3座。主殿名为“通明殿”、“斗姥殿”、“无极殿”、“万胜楼”,配殿名为“灵官殿”、“娘娘殿”、“太白殿”,还建有钟楼、鼓楼、客厅、厢房等房屋100余间,住观道士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人,使双峰观成为天柱山道教史上修建的道观中规模最大的道观。
       
  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李先念部转战商洛地区。1946年夏秋间,李先念率约300人的部队在极端困难之际,从漫川关走山路到双峰观,受到张至正热情的接待,部队隐蔽山中半月。分别时,张至正为确保李先念的安全,特地为李换上道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天柱山道教界贯彻落实得比较好,据1952年统计,当时山阳县共有道观37处,庙房478间,乾道123人,坤道99人,其活动中心天柱山有乾道38人,坤道29人。1956年,主持天柱山道教事务的张至正道长当选为山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1958年春出席了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的理事扩大会议。张至正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道众学习报纸和政府的有关文件。
       
  但是,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出现失误,天柱山地区的道教活动遭到不应有的冲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状况:1960年,以张至正为首的40多位道士遭受批斗,同年,张至正蒙冤受屈被捕,道士道姑多遣散还俗。“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柱山道观毁坏殆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状况的日益好转,天柱山道教迎来了新的春天,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道教活动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天柱山道众在张至正的高徒周理贵(道号天真子)的带领下,凿岩石,开荒地,打松籽,挖药材,餐风露宿,一心向道,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自筹资金,修建恢复了双峰观、云盖观、铁瓦殿、朝阳洞4所道院。1984年,周理贵道长与道众建立天柱山道教管理委员会,1986年,周道长当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理事,周理贵任管委会主任。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领受“三坛大戒”,1993年被评为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个人,1998年山阳县道教协会成立,周道长当选为会长。
       
  1993年农历9月16日,天柱山双峰观举行了隆重的神像开光仪式,中共山阳县委、山阳县政府有关方面的领导和陕西省道教协会、西安八仙宫、周至楼观台的代表前往祝贺,还特邀西安八仙宫的经师诵经弘道,进行大型道教活动。
       
  天柱山现有住观道士30余人,皈依弟子约500余人,其中不少人已成为道教界的后起之秀,如:余宗来(道号昌盛子),1990年参加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三期培训班学习,1995参加了在四川青城山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全真派授戒活动,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当选为山阳县政协委员,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地区道教协会会长,撰写和主编的道教著作有《丘祖百字派浅解》、《商洛道教宗谱》、《天柱山的传说》、《天柱山志》(手稿)等;徐宗常(道号祥和子),1987年参加陕西省道教培训班学习,1994年当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理事,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副会长,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地区道教协会副会长;瞿宗琼(道号广玄子),坤道。1988年入中国道教协会坤道班学习,1992年当选为天柱山道教管理委员会常委,1995年参加四川青城山全真派授戒,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常务理事,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地区道教协会副会长,曾参加《天柱山的传说》等道教资料的编写;胡诚林,1992年入中国道教学院专修班学习,现任西安市道教协会秘书长、西安八仙宫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商洛地区道教协会副会长、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近年来作为青年道士代表,曾出访过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道教》、《中国宗教》、《三秦道教》、《各界导报》等报刊上发表《天竺山今昔》、《西安道教展新姿》、《道教在澳洲的发展》、《台湾道教散记》等文章约30篇。
       
  在天柱山修过道的道士中,选送中国道教学院和陕西省道教培训班学习深造者已有20余人,其中不少成为所在道观中的有生力量,他们努力弘道,受到道教界的重视和好评。
       
  注
       
  ①⑨陕西省山阳县地方志办公室:《山阳县志点释》,1985年8月山阳第一次印刷,第60页,第149页。
       
  ②⑤⑥⑩山阳县知县何树滋纂修:《山阳县志》卷一第21页,第22页,卷三,第33页。
       
  ③《太平广记》,中华书局出版,1995年第6次印刷,第150页。
       
  ④王西平主编:《道家养生功法集要》,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第355—356页。
       
  ⑦胡道静、陈莲笙、陈耀庭选辑:《道藏要辑选刊》(六),1989年6月出版,第262页。
       
  ⑧中华书局影印本《古今图书集成》,第509册,第39页。
       
  11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第547页。
       
  12《陕西通志》第六十五卷《人物·十一·释道》,第36页。
       
  13张集:《天竺山道教源流》,载《三秦道教》1995年1—2期合刊。
       
  14山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阳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3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