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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在缺乏文学大师，已是不争的事实。巴金的去世，好象在宣布一个大师时代的结束。他是在101岁高龄走的，在他病重和走之后，谁来执掌中国作家协会帅旗，竟成了一个焦点。
       关于文学大师，在刚刚开过的文联、作协盛会上，总书记胡锦涛在他的报告中还特别关注：“只有既具有高尚精神追求又具有高超艺术才华的文艺家，才能成为人民群众推崇的文艺大师。”想想看，够这个格的文学家今天能有几个？
       所以，继茅盾、巴金之后新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铁凝女士说：这之前的主席是文学丰碑，我和文学丰碑没有可比性。有的作家说得更明白：“中国（文坛）的巨人时代结束了，平民时代到来了。”丰碑也好，巨人也罢，都可以看成是大师的另一种说法。“文学大师”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唤了。
       关于文学大师缺乏的原因，中国作家圈里相当流行的意见认为，主要是社会生态环境的原因，最有力的证据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那些大师们，都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造就的，到后来活着的大师们也没什么像样的作品，更别说出什么新的大师了。这种说法似乎有板有眼，也大有市场。然而，现在却有老外出来挑战这种说法。
       顾宾，波恩大学汉学教授，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去年他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最近又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当代中国作家的“硬伤”，一不懂外语，二瞧不起自己，因此难出大师。
       顾宾教授分析说，如果要分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中国作家，会发现，以前那些作家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用外语写作。有的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如鲁迅。而以后，基本上找不到一个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从另一个语言系统审视自己的作品。另外，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结果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他举例说，他接触的中国作家到外国来，完全依赖他们这些汉学家，连一句外语都不会说。以前的中国作家认为，学外语会丰富自己的写作，而现在的却说，学外语会破坏他的母语创作。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中国没有产生伟大作家、为什么现在这些作家比不上以前的作家的重要原因。
       更让顾宾教授不可思议的是，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而是中国人自己。中国人不给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以地位。他举例说，他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他几乎所有的朋友包括作家在内，听到他写这么一个东西，他们说，你别写，没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互相看不起。他怀疑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文学也能相应发展。
       如果顾宾是一个中国人，这样贬低俺们作家，我说不定想抽他，可他是一个老外，远了够不着不说，人家还是个汉学家，而且辛辛苦苦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已经很仗义了。平心静气想一想，德国老外说的两条不难求证：有多少知名作家懂外语，会用外语写作，一调查就清楚了。至于“垃圾说”就根本不用查，这是相当一个时间以来的相当普遍的流行观点，只要在大大小的作家圈子里都有能听到这种宏论。“文革帮”否定了17年，说是黑线统治下“毒草”丛生；“现代生帮”则否定五十年，说文学“垃圾”遍野。今天缺少文学大师也就罢了，却还拿过世的文学大师开涮。比如，说鲁迅有什么，没有写过长篇，几个短篇，一堆杂文，怎么能撑起来？自然郭沫若、茅盾也不行，郭沫若简直就不值一提，就该打入十八层地狱，茅盾早就排挤出“十大大师”排行榜了。今天的作家可了不得，全国一年出版五六百部长篇巨著，有的作家一年能炮制出几部长篇，年纪轻轻就著作等天（不止等身），之所以还不是大师，就因为有那些老家伙挡着，搬掉他们，大师交椅就该哥们几个坐坐了，皇帝轮流做。当然也有客气办法，讲民主，海选大师，一选就出来“十大”。山中无老虎，猴子也充数。这选大师跟选“超女”是一个套路。“文学超女”，是靠造势造出来的，属于选秀活动，要写进文学史就有点难，德国顾宾教授肯定就不认这个账。当然，顾宾毕竟是个外国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国作家圈里，有瞧不起自个儿的，也有自命不凡的、互相吹捧的。一会排行南张三，北李四，一会又变成东赵四西王五，版本太多，变化也太快，“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本就没个准儿。浮澡加浅薄，能出大师只有活见鬼！
       关于中国文学大师的缺乏，中国相当多的作家与顾宾教授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社会客观，后者看重作家主观。客观不是作家就能改变的，托尔斯泰、泰戈尔、鲁迅所处的社会环境未必就是和谐社会，鲁迅到死还背着“通缉令”。主观却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就要勇于担当，要解剖自己，比较痛苦。这就是文学大师鲁迅永远值得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敬重的原因。
       ［翟明荐自《环球时报》2006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