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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来年前，我到一个“县级市”去。那里的市委是“县处级”，市委办公室是“正科级”；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相当于副科长。陪我吃饭的那个官儿是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副科长，但他送给我的名片上紧接在“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头衔之后的括号内却印着三个字：“副处级”。其实，包括我在内很多人跟他打交道就因为他当着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与他是什么“级”毫不相干。名片印上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了炫耀吗？
       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位作家写了一部小说，小说中有个人物曾经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受了党纪处分，丢了副局长职务。在那个县混不下去了，通过省城某单位“第一把手”，居然调到省城来了……
       文学作品总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上述这篇小说也不例外。那个“在某县当过某局副局长”，“后在嫖娼现场被抓”并“受了党纪处分撤销副局长职务”的家伙，生活中确有其人（术语叫作“有生活原型”），只是“事发”时他的职务是“局长”，而不是“副局长”。按照规定，党员嫖娼一律开除党籍。但那家伙不知又买通了谁，把“嫖娼”改成了“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而“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是否应开除党籍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于是虽然受了处分却得以逃脱开除党籍的结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后影响很大，这位“生活原型”来找作者了。大家以为这家伙恼羞成怒，会来找麻烦乃至寻衅的。不料他非常客气，赔着笑脸连声道：“我当时是县局局长，您却写成了副局长。希望您在出单行本时更正过来，嘿嘿。”据知，此人一下子买了几十本载有这部作品的刊物，到处送人，以便让更多的人知道他曾经贵为“局长”——哪怕这“局长”只是个科级，连前文戏言的“从七品”都算不上；哪怕人们同时知道了他还当过嫖客！
       谈到这里，不禁想起了胡长清。记不清这家伙是哪一年被判死刑的了，却清楚地记得当时媒体的有关报道。一审宣判后，胡长清的口气中甚至带点不屑：“一个（小小的）中级法院，也能判我这副省级的死刑？”终审宣判后，在绑赴刑场途中他跟法警有一段对话。据知，作为死囚是只能坐在刑车地板上的；荷枪实弹的法警们大概是环坐或环立于他的四周，对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胡长清仍然喋喋不休，说判他的死刑不公平。法警驳斥：刘青山、张子善不早被判处死刑了吗？胡长清争辩：“他们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而我是副省级！”
       此时的胡长清是“副省级”吗？根本不是！对判处死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无期徒刑者也都要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政治权利”包括曾经享有过的一切身份、级别、待遇和荣誉。可这个胡长清，直到坐在刑车的地板上了居然还“我是副省级”！
       十来年前吧，我曾经认识一个当官的文人。有一次他问：“你是局级吗？”我瞥他一眼：“问这干什么？”他想了想，嗫嚅道：“看病方便呀……”我笑笑：“我不会病。”
       从他的话听来，当官似乎更容易得病，因此，当官和“向上爬”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看病方便”——当时觉得这说法简直可笑。但多少年过去，环顾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无数事实，发现他的话还真有点道理；不过，当官岂止是容易得病呢，如果禁不住诱惑，还更容易犯罪！
       回过头来再谈“看病方便”——确实，“官本位”已经是一种“病”，甚至是一种恶疾。然而，它却又是今天中国任何一家医院都看不好的。它腐蚀我们的肌体和灵魂，不动声色而又从不停顿地实现着某种畸变，把最为丑恶有害的东西畸变为某种强大而顽固的习惯势力……
       ［聂勇荐自《今晚报》2006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