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文字狱的文字不知读过多少，对之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知，那就是专制者为巩固自身的权力，以暴力手段压制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乃至产生。读过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的《皇帝与秀才》后，我的态度有了改变。
虽然史氏景仰司马迁的史观和才情，在美国学界，他也是大名鼎鼎，不过初读此书是郁闷的，几不能卒读。这本书力图呈现出一七二○至一七三○年间某种生活的片段，而不是为表达一种特殊观念或阐释某一理念，这使我最初的阅读期待落空。可能理论问题并非史氏所好，史氏为了增加阅读的效果也使用了不少小说笔法，但太多灰色而令人气闷的现象，读来心情十分沉重。我之所以能够读完它是因为书中描写的生活似乎是我个人思想困境的一个镜像或者说解脱，在“前言”中史氏表达了相近的看法：“对于我们而言，曾静案又带上了某种现代光环，激发起人们有关后世中国及其他形形式式政权的回忆。”
国内学者有关文字狱的论述，多是围绕着权力与个人自由或正义的冲突来展开的。这固然是一种事实，但同时又是一种遮蔽，立场过于鲜明的批判本身就是我们被压抑的权利意志的一种病态表现。而作为汉学家的史景迁行文虽也难于超脱个人的情感和立场，但他是置身事外的，坦率地说，这是一种只有透过“异域的眼睛”才能发现的自我真实性的存在。作者总是能够对我们熟视无睹的现象给予特别的关注，他的表述隐含着他的观念但又没有预设一种道德的前提，书中描述的事实宛如一面多棱镜，每一个人或许都可从中看到自我熟悉的面相。显然，作者也并非只是想仅仅描述一个古老生活的断片，他说：“几乎从此案的爆发之初，便可见出，其渊源潜藏于中国久远的历史之中。”书的副标题也显示了作者的努力是为了呈现“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史氏不仅仅关注文字狱的个案，更关注的是古代中国文化或文人与权力的关系。首先他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生活场景，并在其中再现了一个绝对权力的社会基础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现，从一个权力运作的高度透视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隐秘存在，甚至可以说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种内在的结构，描绘出几千年来相对静态社会的基本脉络与动力机制，说明了皇权的运作和文化的生成，特别是二者之间的混乱关系是传统社会的内在动力。
阅读之初我愤怒于失去制约的权力和人们对这种权力的献媚，稍后我则困惑于权力本身的奴性和对权力的需求在现实生活中的水乳交融，这在《皇帝与秀才》一书中有令人瞠目的表现。看这本书，总会有一种荒谬和被愚弄之感，如此一个荒诞不经、微小的案件竟惊动日理万机的皇上和无以计数的大臣们放弃军国大事，投身到各种细枝末节的谋划中，在这里几乎没有正义、善恶可言，有的只是权利和权利意志的种种表现，而支撑这些的同样是权力和对权力的欲望。作为一个老百姓，阅读这些内容时内心里充满惶惑和恐惧，且不说这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耻、卑鄙和邪恶，单单是想到那些为政者到底还能有多少精力和意愿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就完全破坏了我偶尔的怀古之情。
但是读完全书后我并未像往常那样表现得爱憎分明，而是处于一种混乱的情绪之中，有时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甚至会对雍正产生一种微妙的同情。在古代社会，权势者只是民众在心理上创造出来的一个共同想像，是民族意识的一个集中体现（龙和凤既是皇权的象征又是中华民族具有吉祥意义的图腾对象）。对于那样的民众也许只能采取威压的手段，因为在那样的社会里保持相对公正的稳定是最佳的选择。从现实的角度看雍正也是一个失败者，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残暴是现实和时代的反映，更是他个人生活和精神上失败的一个表现。他是身不由己的，他的被人欺骗和愚弄，是由于他需要以这样自欺欺人的方式达到个人的虚妄。维护他的绝对权力是他政权的基础，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更是保存个人生命所必须的。他不过是以恶来制恶，而他的这种追求及表现同样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的理念而要求他放弃他的权利，当然我们也无法赞同他。
我对曾静向无好感，但对于相对弱势者曾静等人我们更不应批判。从个人权利的角度看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邪恶的。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个过程似乎也没有人心怀恶意或歉疚。皇帝做了他可能做的事来争取民心，比如公开他和曾静的争论，组织“征西宣谕队”等是有些超越凡尘之处，甚至有一些现代的色彩，事实上历史中的雍正在治国中尚有可称道之处，算得上一位有为的君主；百姓做了最具挑战性的行为来改变他们的处境；文人千方百计地说出了内心的话；官员牺牲了他们所能放弃的人格来维护他们的权位。总之，每一个人都在尽其所能去释放自己或改善自身的处境，做了他们所能够做的事，正如史氏所言：“然而，历史的另一项效用还在于，它得以显示，人们在面对极端匪夷所思的情形时其反应是何等实际。”但整个过程充满的是荒谬，在这平静的盛世气象之下隐藏着多少权谋和血腥，多少不安、绝望和背叛。一方面是竭力为一个赤裸裸的专制政权制造合法的假象，另一方面是对这一权力的想像、颠覆和取而代之的渴望。当然我并非否认现实中权利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质疑这种权力追求的单一性所带来的权利的异化和畸变，从而损害了每一个人权利存在的基础。说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存在的最大空间时又以自身的行为损害了这个基础，可能有些让人费解。但仅就曾静一案的发生和发展来说事实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一个不断变形的权力形象是如何运作起来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质疑这种权力，人们都纠缠于权力获得过程的合法性，因而人们不但屈服于权力，更是让它在想像中趋于完美。绝对权力也似乎是每一个人内心里的向往。我一直奇怪这种极端病态的权力是如何凌驾于那些同样有着自我权利意识的众多人群之上的，当然这种权力势必压制大多数人的权利存在空间，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了每一个人追求自己权利意志的努力，因此这个问题不在于权力本身或表现，而在于产生这种权力的社会基础，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对此负责，问题是现实中我们每一个人一方面是这种权力的制造者，另一方面又是权力的牺牲品，那么又有谁能够对之负责呢？
问题可能在于除了权力以外，几千年皇权专制的历史使得我们在文化精神上并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制衡权力的话语体系或价值标准。可以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富有道德的表现，更多的是对各种现象所做的道德解释。而民间生活的相对原始状态，使得放任个人的欲望和对之的控制需要绝对的权力，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权力。这本身是一种恶并形成恶，权力和权利意志成为生活的最高主宰也是单一性的追求。当然权利欲望不仅仅是丛林法则的体现，更会削弱人的自然性存在基础，当一个社会只有一个既定的真理时那就是权力，但同时权力又是不能容忍任何真理的存在，这时我们只有以权力来消除权利，又以权力来滋生权利，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不断反复的内在因素。因此在中国，权力不仅仅是一种想像性对象，更致命的是这种权力缺乏一个合法性的基础，缺乏合法性的权力注定是蒙昧和暴力的（不过越是绝对的权力越虚弱，如此微不足道的事件引发皇权的高度关注，本身就缺乏信心的表现），同时它却又掌握了合法伤害其他的权利的权力。在那样的时代或许惟有儒学可以并试图给那些赤裸裸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比如所谓的“王道”与“霸道”之辩。但是权力以及追求权利的意志是否能够并愿意适应这种相对的束缚，一直是古代中国生活动荡的内在因素。这个问题早在宋朝的程颐在《论经筵第三札子》就有过相同的表达：“臣窃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莫感仰视，万方承奉，所欲随得。苟非知道畏义，所养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主，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如果不接受这种制约最终会伤害到权力自身，如接受他们，追求权力的意义又在哪里呢。这是问题的表现，并非问题所在，根本在于这种绝对权力存在的社会基础，儒家是在肯定这种权力的现实中，力求给以导引或制约，比如王道说和君子人格的建构等。这往往使儒学与皇权有一种微妙的合谋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书中各种人物的命运窥探到在专制时代文化与权利的关系，探讨一下文人的命运。与权利合谋者如所谓岳飞的后人岳钟琪，最终成为权利的牺牲品。那些官僚的经历说明了以知识来获取权力者最终都会与权利形成同构的关系。而对权力持批判立场的文人如吕留良则面临着被绞杀的命运，因为他不同于流言和权利而构成了另一种权力：一种独立和正义的力量。不过文化与权利的敌对，对两者都是致命的，它们的对立更表现在它们的相互攫取的欲望，这表现在权势者的文化焦虑和文人难于摆脱的依附性命运，文人要摆脱对权力的依附必须能够形成一个足以抗衡现实的力量，而这在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国文化更多的是这种内在张力的表现，当然也有表现远离权力中心的落寞。而文字狱便是这种矛盾与同一的具体和集中表现。在雍正那里则是要“从人犯的灵魂深处挖掘任何有关流言传布的记忆”。也就是企图把权力塑造为一个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形态。但正如书中末章所写：“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场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谈巷议的口耳相传。”民间和皇权的角力则是更加直接。在权谋的时代可能还有一种相对安全的权力存在，那便是一种无知的权利如李卫等，他们没有精神的负担，多是出于个人利益而行事，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合理的。
本书中惟一的亮点是儒生唐孙镐的表现，我们可以读读他反对惩罚吕留良的揭帖：“……自知此次上书，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十之九，然其与无耻之诸葛际盛并生阳世，何如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也。呜呼！仲山甫之不作，魏郑公之已亡，朝廷已无诤臣，野草复生，孽畜后之……”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的处置，“不久才宽赦了曾静的雍正在迈柱的折尾以草书对这名为吕留良喊怨辩护的文人朱笔圣裁：以此妄类，便令伊杀身以成其臭名，亦属便宜他，可将伊此论密予消灭，不要说曾奏闻，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将伊设法或杖毙或令他法处死。”权力的凶恶面目毕现矣。这也是文字狱的本质和关键所在，暴力和蒙昧是基本手段，反智是基本教义。这同样暴露了权力的真实，对无知的厚爱和对个人精神的摧残，具体表现为对真实的遮掩与对个人人格的压抑，民众的无知和无人格是绝对权力的基础又是权力的目标。从而使我认识到文字狱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古人日常精神生活的一个背景。雍正对曾静的宽赦并非是他无罪而是因为他无知，而他对吕留良的追加惩罚并非是吕氏有罪，而是他表达了对当权者的蔑视和说出了他们获取权力的罪恶基础、过程及表现。显然，雍正这样做是以危害权力的程度而定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最后曾静成为他发现和清除权力斗争过程中的残余势力，并证明和显示其权力存在合法性的一个工具。曾静他们只是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从这一点讲，雍正的处理是公正的。
这可以说是对真正儒家精神的迫害。那么如果儒家的基本教义都能落实在日常生活，会不会改变这种权利之间恶斗的结局。首先这种设想缺乏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中寻求思想和文化上的突破是不可能的。另外，设若吕留良等人的愿望得以实现，这也不会是太平盛世，问题在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阙如，和一种赋予存在合法性的社会基础的阙如。可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文化，而在于中国人生存的相对静态化和原始性。在此我不得不又想到老黑格尔那句众所周知的话：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另外，黑格尔也曾简洁明了地评价过中国：“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看到曾静、张熙和岳钟琪、雍正使用着相同的话语体系、认知方式乃至可互换的生存命运，可这么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最终都“悔改”了，“理解”了和合作了。他们都熟练于一套儒家的话语，不过雍正们是以之来维护和巩固他的权力，在弱势者曾静那里则是他寻求摆脱个人困境以获取权利的工具，曾静与雍正相同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相互打量、创造出一个共同的精神面相：《
大义觉迷录》。在这些文字中他们都是真诚的，都以为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的真相：一个是因无知而不能认识真实，一个是因虚妄不能容忍真实。史氏关于此案的一个判语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之的理解：“曾静和雍正皇帝从未谋面，然而我们却足可认定两人知己知彼。他们向彼此释放的信息有时晦暗不清，但基本上还是颇可辨读。他俩都充满自信并向往其所属意的国家。他们彼此为理解对方而摸索……”在残酷的现实中人们需要儒学。
这也可以说在古代社会真正的儒学是被排斥和被利用的，这也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无法坦然面对儒学的一个原因。不过在我看来有些倒果为因，把权力时代的牺牲品当作权力的帮凶，从而回避了真正的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在欲望。
我们常常指责中国是以制度来塑造人或让人来顺应制度，而非着力去建构适合人性的制度，这是表象之谈。实现存在的最大自由，可能是每一个生命的自然追求，可以说现实中每一个人都会做出有益于自己的选择，应该说任何一种制度都不可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存在，是否可以说制度只是群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体现？但是如果我们都自由了，生活会不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问题所在。我写下这些可能只是希望我们能够面对和接受真实，我们只有在肯定真实、肯定任何事物存在的权利的基础上才能优化现实。我们也只有在自我肯定的同时创造一种心灵的真实，为生命营造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
虽然在这个个案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但有一个东西是胜利者，那便是流言。这个谋逆案起于流言又终于流言，连旨在消除流言的皇权与民间共同的精神产品《
大义觉迷录》也同样是肇端于流言，其产生后更成为流言的一个源头。而雍正最终也死在流言之中。就是当前热播的那些宫廷帝王戏又何尝不是流言的产物。流言的胜利似乎也是正义的胜利。流言是人们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信息的一个有效方式，也是那些无法通过正当渠道散布和传播的信息集散地。因而也可以说流言是缺乏合法性基础的权力的产物，流言总是指向权势者或由他们造成的，因而它们常常与权力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既是朋友也是敌人，是非法权力的基础又是解毒剂，流言太盛或没有流言的时代，都是权力面临崩溃的时期。流言的胜利好像也是真实的胜利，每一则流言都包含着人们难于臆想的事实，当然也有善的渴望。不过流言是对真实的渴望同时又是对事实的扭曲，这是传播方式决定的，也是传播者和接受者共通的心理使然，流言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多是失败者和那些弱势群体。流言往往使真实（一般是难于接受的）变成一种自我指向式的可想像空间，他们不是去接受或创造真实而是从中获得快慰。可惜的是这些没有承担反而取消着生命责任意识的流言——如江河一样无法断绝的语言塑造并滋养着人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