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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事。严浩约我和三毛吃晚饭，那晚三毛喝了很多。饭后我们又到一家有老祖母古董床的地方喝茶。我们三人盘着腿坐在古董床上聊天，三毛一边在她的大笔记本上涂鸦，一边和我们聊，我觉得有点怪，但也没当回事。严浩问道：“你在写什么？”她笑笑：“我在跟荷西说话。”（荷西是她的西班牙丈夫，听说在一次潜水中丧生。）她一边画一边笑，还告诉我们荷西说了些什么。她谈到曾经请灵媒带她到阴间去走了一趟的情形。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死”是什么感觉，最后大家约定，如果我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先离世，就得告诉另外两个人“死”的感觉。
       那天晚上回到家，大约十二点左右，严浩打电话给我，说三毛在楼梯上摔了一跤，肋骨断了，肺也穿破了，正在医院里。严浩那天约我们见面，是想请三毛为我写一个剧本，由他来执导。三毛这一跌，我想剧本也就泡汤了。没想到严浩说：“这反倒好，她可以趁着在家疗伤的时间写剧本。”
       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层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电话终于来了，我提了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连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就播放那个年代的歌曲，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历。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因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这个奖，也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惟一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个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但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留在我的心里。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她认为我太敏感，很容易察觉到她的心事。通常我和一个人见面，很容易记住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和三毛却不一样。我被她的气韵所吸引。她那柔软多情的声音，她对情感的纤细和敏感，她不惜一切地追求她向往的爱情，她也喜欢谈论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每次她都能带给我强烈的感受。
       金马奖结束后没多久，我还没来得及多谢她，她就走了。现在回想，就在她临走的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沾提起这件事，黄沾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件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是否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各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飘逸的大红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信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井冈山摘自《明报月刊》2008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