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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楚是一个永远的流浪汉。从十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流浪。从陕西机械学院退学后，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瘦小的身影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游荡，偌大的城市在他的眼里宛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北京是一个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城市，怎么拴得住流浪汉的心呢?于是，张楚又开始流浪，命运的反复无常正如幸福之可望而不可即，新疆、内蒙、西藏，越是文明稀薄的地方对他越有吸引力。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中，张楚唱出了《姐姐》这首成名作。著名歌手LouReed说过：“摇滚需要在任何可能的领域存在，它应该有一颗可以打动你、感动你的心。它应该具有持久的魅力，就像你愿意一直去回味童年时代听过的童话故事。”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流浪者，张楚唱出的正是我们的心声。
       “回家”是张楚歌曲中不断强化的主题。无论是《走吧》，还是《北方过客》，他强调的总是“一个人走”的感觉。他具有行吟诗人的冷静和深刻，用稚真的嗓音唱出穿透心灵的悲凉的余响。德国哲人海德格尔认为，诗学是人类带着浓浓的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张楚的作品亦可作如是观。90年代初，张楚面临的是这样的文化背景：人、人性、人道、主体性、人的解放等宏大理想都被对秩序的认同所取代。无可奈何花落去，新的东西降临后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可爱，经受了深刻的挫折感的人们很需要回家的温馨。所以，“回家”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感情上的回归。
       90年代初，张楚是一位不愿抒情的抒情诗人；90年代中期，他开始成为一位躲着布道的布道者。他最让人尊重的地方便是他的同情。“同情”在这样一个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上来看，社会分层急剧加速，中国内地城镇居民个人生活的基尼系数(即距离1越近则贫富差距越大——1978年为0.16，1994年已达0.4343，相当于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的水平。拥有100万财产的富有阶层已达100万人，而绝对贫困人口则有800万人。贫富不均，权力膨胀，必然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践踏。这样的事例报纸上每天都有，许多知识分子却充耳不闻，在象牙塔里用轻蔑的眼光看着芸芸众生。
       张楚采取的却是迥然不同的态度，他把同情看做是“将心比心”——每个人包括其自身在内都是被同情的对象，天不必“悲”，人却不能不“悯”。张楚的优势在于叙述，在于叙述之中不动声色的真情，这种真情使所有的歌词都明亮起来，像《阳关三叠》一样，从遥远的旅社的窗玻璃外激荡而入。
       从哲学的高度看待“同情”，叔本华认为，领悟世界的痛苦也就必须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同样的本质上挣扎，都是同一本质的幻象，从而看穿个体化原理，以他人之痛苦为己之痛苦，以世界之痛苦为己之痛苦，这就产生了“同情”。在张楚的眼里，麦子、蚂蚁、苍蝇都是“像鲜花一样绽开的生命”，一只蟑螂、一只耗子的死并不比一位伟人的逝世更不重要。在《和大伙儿去乘凉》中，我体会到张楚想要表达的思想：一切纯洁的爱都是同情，都是“众生平等”。当今，这种精神尤为可贵。
       张楚唱了无数次“离开”，却不曾真正离开自己的宗教。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的一段关于童年兄弟间生活情形的描述：“我记得，我们特别喜欢‘蚁兄蚁弟’这个词，它使我们想到沼泽地塔头墩上的蚂蚁。我们甚至还做过蚁兄蚁弟的游戏：大家钻进几把椅子底下，椅子外面围些小箱子，挂上头巾之类的东西。在一片漆黑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地坐在里面。我还记得所体验到的爱和温存的感情，我非常喜欢这个游戏。”这段并不引人注意的回忆，其实是托翁所有伟大作品的源泉。谁不理解这点，谁就不能理解托翁。张楚的歌试图传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越来越疏远的品质。
       浪花淘尽英雄，记得的老歌有几首?当我们站在下个世纪的地平线上回首90年代的时候，这大概是我们关于这个时代惟一能够记起的一句话——孤独的人是可怕的。
       (石景琼摘自《沉默的告白》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