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2008年奥运赛场，如何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来自兴奋剂的污染，日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2004年被调到体育运动医学研究所之前，杜利军一直从事体育科技管理工作。
“建立实验室最初由国家体委提出，根据国际上使用兴奋剂的历史，再结合国内情况，与国家科委一起成立了运动医学研究所，当时研究所负责三方面的工作：运动营养、运动医疗保障、兴奋剂实验室。现在新中心的重点很明确。”这个明确的重点就是“围剿”兴奋剂。
兴奋剂和反兴奋剂，就是一个矛，一个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但总是兴奋剂的使用在前，反兴奋剂的监测在后，不断有新的兴奋剂出来。”为了更快地追上兴奋剂“们”，兴奋剂实验室就有了不可或缺的两种人，兴奋剂检查官和以身试剂的研究人员。
“还要考虑到检查官不要出现受贿的丑闻，过去在国际、国内都出现过，运动员被抓住以后会求情。”杜利军说，检查官队伍里有个“铁纪律”，规定检查官不得去检查的当地吃“请”，发现有这样的苗头，或者运动员请吃饭了，就是违规，就要开除。
兴奋剂检查官，是兴奋剂实验中比较关键的一群人，他们每年要到全国各地或者亚洲各地去收取运动员的尿样和血样，然后再护送回来，一支好的检查官队伍就好像是一支好镖队。
杜利军的桌上有个剪去半截的矿泉水瓶子，算是简陋的砚台和涮笔容器，他随身带着一本袖珍的《
论语》，每天都要抄几百个字的毛笔字，抄了无数遍了，强制自己静一下脑子。“现在我感觉就是如履薄冰，每天都要考虑大量问题，尤其是检查官的人身安全问题，有些运动员会有报复行为，所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路线确定好，尽量避免检查官受到伤害。”
与检查官不同，还有一批要经常“吃”兴奋剂的研究人员。“实验室的人要做实验，出现了新型兴奋剂，要检查运动员，首先必须有一个正常人吃完以后产生的图谱对比，这叫人体授试。”
兴奋剂有很多种类，有刺激脑神经的，有改变激素分泌水平的，有改变荷尔蒙分泌的，这些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当然清楚，吃的这种兴奋剂对自己都有哪些坏处，但明知道也得试。
徐友宣自己也记不得前后“授试”了多少次。某次，他吃了某种兴奋剂后呕吐不止，最后送到了医院治疗。“很多女试验人员吃了以后，出现了男性特征，有时候会产生剧烈的反应，要送到医院去抢救。”在国外，这种人体授试大多是花钱来征求自愿者，中国的兴奋剂实验室想追上国际的步伐，就得少花钱，多办事，靠土办法，拿自己开练。
某体育大国曾经做过一个调查，题目是：使用兴奋剂，可能会对你的生理机制造成破坏，危及生命，但可以拿金牌，你还愿意吃兴奋剂吗?结果是，很多运动员仍然为了拿金牌而选择兴奋剂。反兴奋剂的最高境界，就是让运动员能做到自己不使用兴奋剂，但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就在不久前，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城市运动会上——这也是奥运会前最大规模的综合性运动会——仍然查出了2例服用兴奋剂事件。
“我感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不具备常识，不懂得使用兴奋剂对个人身体会有伤害，现在我们要在宣传上让他们知道害处，关口前移。”杜利军说。
(孟宪忠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