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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史上著名报人王芸生先生之子王芝琛在继《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之后，又出版了《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二○○四年版）一书。前一书汇集了他近年来研究《大公报》的文章，后一书则是长篇传记。两本书，可以套用也是《大公报》旧人的唐振常先生的话：王芝琛以出自《大公报》前辈之家庭，“因庭训所得，得闻大公报经纬”，且采访故旧，广搜博采，悉心研究，遂卓然成家，而其“文章最大特色是信而有征”，又“不作危言高论，但直道其事”，读后可破人们多年所习得的关于老《大公报》的许多成见，至于其中贯穿的趣闻异事，以王芸生的特殊阅历而所获，也足令人眼前为之一亮。
       说到《大公报》，目前人们对它的认识恐怕已经有了一点改变，即从漠视、蔑视到了重视及某种敬佩，这从书坊和研究的书籍、选题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王芸生侪辈，或许可称为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其思想和观念，也或许可以套用现在人们经常爱说的一种理想的思想框架——政治自由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么，就说王芸生，政治上他是前中共人员（介绍人是秦邦宪、彭述之），此后，他说：“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我从那时开始有了一种觉悟，觉悟自己不是一个一手回天的英雄，遂摒绝一切政治，安心来过一个新闻记者的生活。”此后他还多次说过这样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这就通向自由主义了。《大公报》曾经就集合着这样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后来天地翻覆之际，由萧乾写下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正是他们的宣言：“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至于何谓自由主义？广义上他们是这样认为的：“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如果加以详论，则是它的“五点基本信念”：“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以大多数的人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就是反对任何一党专政；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他们的这一主张也就是所谓“中间路线”——“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这都不错，问题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它如何可能。于是我们长期带着有色和变形的眼镜视之，比如新记“大公”的三巨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他们是不是“真正做人民的耳目喉舌”的？此后的王芸生呢，他的“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的办报宗旨，是否也可供后人做“同情之了解”呢？这本传记在相当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当然，他们的自由主义主张是具体表现在言论上的，为此他们必需建构一个言论平台，新记《大公报》开拓者的阅历原已丰富，且都以在野知识分子的地位而深得“文人议政”的三昧，吴鼎昌慨然此前中国报业的教训，即“一般的报馆办不好，主要因为资金不足，滥拉政治关系，拿津贴，政局一有波动，报就垮了”，遂以五万元出资办报而不惜赔光，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借以保证报馆之“独立”；胡政之则以卓越的组织能力发掘人才，又惨淡经营，后竟以身殉报；主持言论则是张季鸾，这是一位几度办报几度艰险（两度入狱）的一代报人，他从反清时的《民立报》到他主持《大公报》（前后三十年中写下不少于三千篇的社评，且几乎每篇皆笔锋犀利、见解超迈），一贯以“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为使命，始终向往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积极”则争取言论的独立和自由，“消极”则反对统制和干涉，最醒豁的则是他标榜的所谓“四不主义”：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这是王芸生出台前的背景。
       自由主义，何以可能？就在自由主义在战后的特殊机遇下开始一度大红大紫之时，毛泽东于一九四七年“中国革命新高潮”时对提出中国有“三个前途”即“政协”、“南北朝”和“十月革命”三种前途的《大公报》表示了好感，因为它“惟独没有说有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前途”，它是“拥蒋又同蒋有分歧的资产阶级报纸”（《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资产阶级报纸”，当然应该是主张资本主义道路的，具体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它的报纸，则是“左右的长处兼收并蓄，左右的弊病都想除掉”式的，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未始不是一个进步和革命的阶级，这里胡绳晚年所说的“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是反动的”，以及“那时候，假如有一个阶级、政党真正能实现资本主义，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的很多人也可以跟着它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一定都跟共产党走”，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后来只是由于“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而共产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它们才跟着共产党走，也就是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而“国民党失掉了中间力量，不可能不失败”（《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因此，中间力量既然不能小觑，中间势力的舆论和报纸更不能小觑，比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范旭东就称《大公报》为“言论公正，影响国内外，则不啻在舆论界立下一根柱石”，中国自由主义教主的胡适则称之为“‘小人国’中的巨无霸”（见《徐铸成回忆录》），那么，后来呢？这或许是丁东在序中所说的：“但当一方完胜后，中间力量便不再成为影响天平左右的砝码。《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从此成为绝响。”甚至，出于虚幻的“兴无灭资”的需要，原来历史的场景被完全颠覆了。
       读王芸生，也是读大半部《大公报》。
       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是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的，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以及百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下激进演变历史的中国，原本深广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和集体记忆是不会很快消失的，而此前的长期超稳定结构下的中国社会因其社会属性不太讲究也不太需要所谓现代属性的社会交往活动（马克思说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以及“人的本质”也即“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的形式），于是，作为社会媒体的新闻等事业也自是遥遥落后于西土的。据说，在十九世纪末，西方报纸开始挣脱政党的桎梏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始讲求新闻要素的“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及时”等，王芸生也曾主张“新闻自由”，其意思是指新闻采访、传递、发布的自由，因为“报纸是一面镜子，它的作用是反映现实”的，“新闻就是客观事实的写照，为美为瑕，事实是顶好的说明”。这也是中国民间报业的传统思想。王芸生他们也看到了与之在精神上完全相反的国民党时代的所谓“新闻检查”，其后果只能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自由，远离民主，更不必说”。这是“一代报人”们的时代。后来，伴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公民权、人权的提升，社会大众不言而喻的知察权、议政权、监督批评权等就与新闻事业的发达相互并进，可惜我们长期处于“新闻无学”的窘况，以中国之“被现代化”，新闻事业由西方东渐，其功德等多靠经验积累而成，由近代上海的王韬侪辈乃至民国报人也不妨说一时辉煌，然而后来我们毕竟漠视了这段历史，于是亦竟“无学”（或者更因此而有意遗忘了历史）。其实，过去的某些时刻，《大公报》还是能依稀被人们记忆犹新的，比如李庄在《难得清醒》一书中提及一九五六年七月《人民日报》的改版，即“领导、群众、报社工作人员对报纸都不满意，所以非改革不可”。“不可”的原因，也是“新闻太少”（会议新闻太多，写法呆板等），“文章质量低，空论对空论，概念到概念，党八股习气严重，不解决实际问题，对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也无帮助”等，又“几乎完全放弃了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由于遇到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阻挠、干预，报社未能坚持原则斗争，基本放弃了舆论监督的武器，引起读者不满”）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丢掉了我国读者喜欢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是不顾中国实际盲目学习《真理报》的负效应”。这时候就难免想起了《大公报》，因为“以《大公报》为代表的中国报纸写文章作标题以至排版都有不少好传统”的，毛泽东也曾说过：“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毛泽东传》）凡此种种，都使这本“王传”有了许多的看点。
       如果说有什么缺憾，愚以为王芸生这样的人，即《大公报》这样历史上重大公共领域媒体的报人，应该在传略的基础上还有一本详传，所谓“详”，是还要取历史的长视角来观照传主，并做深度的挖掘，而目前的这本传记，毕竟失之于略，比如书中对王芸生一生关键时刻的重大作品——数篇的《寄北方青年》、《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等的背景交代、意义发掘，还是不够的。至于王芸生的一生，书中还有没有留下一些空白，也是值得一问的。当然，这是爱而苛之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