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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参是汉高祖刘邦在位时仅次于萧何的亲信班子成员，萧何死后，他马上让仆人为他收拾行李，说是他就要当丞相了，果然，相国的大帽子最终落在了他的头上。可是做了丞相之后，曹参却终日饮酒，醉时多，醒时少，百事不兴，属员有过，能遮便遮，有人看不惯，想过来提意见，便被一并拉去喝酒，喝到大家物我两忘，意见也就没了。最后连皇帝都看不过去，转弯抹角表示了不满，也被老先生用一套萧规曹随的鬼话蒙混过去，每日依旧沉在醉乡里。
       王导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功臣，晋元帝能从王爷变成皇帝，多半亏了王导，登基的时候，皇帝还要拉王导坐在一起。此老也是出了名地糊涂，人家骂他“聩聩”，自己也很以聩聩自得。酒量如何不知，但下面的官员胡作非为肯定没事。有次王导装模作样地派出人员出去考察，回来后大家纷纷说下面官员的不好，只有一个人一言不发，最后等大家说完了，此人才说，做宰相的理应网漏吞舟，何必管官员的好坏。王导居然夸这个人说得好，深合其意，害得大家都觉得自己不仅无趣，而且见鬼。
       不过，两个宰相的“聩聩”，结果却不一样。曹参得到的是好评，老百姓编出歌谣来夸，结出了“文景之治”的果。而王导，不仅老百姓不夸，而且官员也未必念他的好。东晋政治混乱、国势微弱，中原涂炭却恢复无望，当时人骂他“聩聩”，后来人依旧骂他“聩聩”。
       曹参的时代，承秦末大乱，人口减半，六国贵族豪强已经被秦剪灭殆尽，社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社会只有按自然规律，慢慢恢复元气，国家才有指望。这时对社会恢复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正是来自政府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政府是社会中惟一有组织的势力，而且这个势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抗衡。作为政府官吏，往往有自身的强烈冲动，出来指手画脚，为公也罢，为私也罢，一时间难说清楚。总之从长远看，“做”未必就比“不做”更好。显然，此时的最高行政长官，能够做的最好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尽量抑制官吏的冲动。这一点，曹参做得很好。当然，当时的老板配合得也好，皇帝身子弱，没主意，又好色，不当家，当家的吕后，只关心自己和自己家族的地位，别的都马马虎虎可以将就。汉初尊崇黄老，据说是胶西盖公的主意。曹参做丞相前，请教了本地的儒生，结果没有一个人说得合他的意，只有盖公的清静无为，才真正打动了他。当然，也只有这个主意，才合乎时代的需要，后来很得史家称道的“文景之治”，恰是曹参开的头。事实证明，合乎时代需要的，最难的恰是不作为，因为让古今中外的政府官吏尽量少作为、不生事，的确太难了。
       王导之世，门阀豪族势力已成，而且断送了西晋江山。社会对新王朝的呼唤，是抑制门阀豪强、恢复中原、改变政府由门阀势族垄断的局面。然而，王导却模棱两可，在南渡的中原门阀和江南豪族之间搞平衡，放纵门阀豪族把持政权，胡作非为，从而换取他们的支持。王导处在一个本该抑制政府官吏的时候，但他恰恰不抑制，反而更加放纵。仅仅由于进入中原的各个游牧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中原汉人对本族王朝的依恋，才使得偏安的小朝廷得以苟延残喘。这样的丞相，这样的“聩聩”，当然没法得分。
       对于政府而言，无为是种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民间社会可以自然地生长，实现自己的均衡发展，但是，只有在抑制了官吏的权力冲动的情况下，无为才有可能。
       （吴清贵摘自《中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