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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被称为巴勒斯坦失落的一代；极端、暴力、绝望。
       他们在一个充斥着混乱、暴力的国土成长。与这些年轻人谈论，就像听着尚未成熟的虚无主义论，言语之间，尽是失望。他们的未来，不在自己掌握之中。
       加沙的一个难民营，水泥路在美国停止对巴勒斯坦政府的援助之后就一直没有铺上柏油。Taher一家住在路边的一个小楼房里，她最小的小孩才刚刚出生。而之前，家里已有两个小孩。
       她不无忧虑地说：“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激进，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不是孩子。”她想起来去年夏天她和丈夫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新闻，加沙遭受炮弹袭击，有一户巴勒斯坦人死亡。过了好几天，6岁的女儿说：“妈妈，我要胖起来。因为我要在腰间围上炸药带，以色列人就看不到了。”
       “我很震惊，但周遭发生的一切都影响着他们……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或藏起他们。人们对新生命总是充满喜悦，但我生下最小的孩子的时候，我在想：天哪，第三个小孩?如果有炸弹撞上我的房子怎么办?如果孩子加人武装组织，我该怎么办?我的生活就是以‘如果……怎么办’继续着。”
       而Mirvat才18岁，是她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2006年11月，她申请做“人弹”。那时，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加沙北部的BEI-THanun，经常挨家挨户地搜查武器、“人弹”。Mirvat的表哥2004年就“代表”阿克萨烈士旅赴以色列进行自杀式袭击。Mirvat的要求被拒绝了。
       她的父亲听说了这件事，十分震惊。他无望地挥舞着手：“我当然跟她谈过。我说：‘教育才是你的圣战，去上学才是你的圣战，如果你成了一个医生，那才是圣战。’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驱使她这么做。”
       Mirvat书桌上方的白墙上还贴着烈士海报。之后，她又申请了一次，这次。她成功了。为了伊斯兰圣战，她牺牲了。那次，有两个以色列人受了轻伤。
       巴勒斯坦是一个年轻的国度——根据巴勒斯坦中央数据局的统计，56.4％的巴勒斯坦人在19岁以下。他们的父母把他们称为巴勒斯坦失落的一代：极端、暴力、失望。他们在一个充斥着混乱、暴力的国土成长，领土被以色列人占领；人与人之间被一堵堵隔离墙与检查站隔开。
       与这些年轻人谈论，就像听着尚未成熟的虚无主义论，言语之间，尽是失望。“打从我们小时候，我们就看见枪，看见坦克，看到小孩子央求大人给支枪去打以色列人。”24岁的大学生Debie这样说道。
       巴勒斯坦年轻一代在无国家的状态下成长，他们把以色列看做是镇压机构。以色列政府设置检查点、隔离墙还有封闭区。特别是哈马斯上台后，以色列的安全措施更加严密了。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有近15万巴勒斯坦人每天到以色列工作、学习、购物。而如今，巴勒斯坦人能看到的以色列人都武装到了牙齿。30岁以下的加沙人不能离开他们贫瘠又拥挤的狭小地盘。如今，没有人谈及“和平”，他们的字典只有“反抗”。
       Moayye22岁，谈吐间显示受过良好的教育。7个月前，他从大学毕业，拿着计算机学位证书找了6个月工作，最后只能在一家咖啡店做侍应生。咖啡店的工作简单而枯燥，对于他来说，那不啻另一种慢性毒药，他始终希望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要是不行，还有另一条路——逃去美国。虽然他坚持自己是一个爱国者，“但这里看不到希望，期望境况会有所改观是天真的，那只会越来越糟”。
       根据调查显示，有35％的成年人希望迁出巴勒斯坦，而在18-30岁这个年龄段，这个数字高达50％。
       Moayyed已经联系过位处东耶路撒冷的美国领事馆，但因为无法取得通往耶路撒冷的通行证，他根本不能办理申请手续。要是被人指责背叛了领土，他会怎么办?他转过头，缓了一缓说：“我不在乎，我只想过得快乐。”
       (冯晓敏摘自《周末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