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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饭后我喜欢散步，但不在本校，专门去兄弟院校。为什么呢?因为怕有损教师形象。你想，讲台上我可以西装革履，纵然胸无点墨，看上去也蛮像那么回事，而散步时往往背心短裤同贩夫走卒无异，走在自家校园，一会儿让自己教的女孩子来一声“林老师好”，虽是半大老头，内心也不大受用，何况若在花间树阴里撞见班上一男一女做零距离接触状，大家都够尴尬的。而去邻校就没这个麻烦，因为互不认识。也巧，从南到北，我所任教的大学必同另一所大学隔路相望。讲学我心虚不敢去，散步甚觉理直气壮。春季桃红柳绿，夏天合欢婆娑，秋日满树金黄……“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但不那么乐的时候偶尔也是有的。一日，刚进彼校侧门，即被门口保安拦住，叫我出示工作证。我拿不出，他便不放；“学校有令，今天省教育局来检查，学生不许走动，外人不许进入。”往里面看。果然安安静静，空无一人。正迟疑问，但见若干辆黑色轿车鱼贯而来，两名保安即刻挺胸收腹，举手敬礼，神情肃然，俨然缩微仪仗队。轿车们当然不予理睬，径自消失在暮色中，保安这才放下手，示意我进去散步。我当然没了散步心绪，默默扭头折回。
       既是省教育局，顶大官无非局长了。局长毕竟是稀客，好好接待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但用得着“坚壁清野”吗?用得着举手敬礼吗?此时此刻，较之气恼和嫉妒，我感到的更是诧异和悲哀。
       时过不久，我去北京大学开一个学术研讨会暨季羡林老先生九十华诞庆贺会。听完季老关于东西文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进一步高谈阔论，听完教育部的贺词，听完李肇星(季老的学生)的讲话，看完敦煌飞天舞(同季老的东方学有关)，我和北大一位我所敬慕的学者及其他几位同行一起在未名湖畔散步。这位北大教授极健谈。而谈得最为绘声绘色的是北大如何“架子大”——教育部司局长来校，北大只由副处长接待(“处长太忙”)，副部长来校难得见到副校长(“副校长上课去了”)，校长找部领导时让秘书打电话(“校长正和李政道交谈”)……总之就是说北大基本不把“官儿”看得神乎其神，能在权力面前保持学者。学府的尊严。我听了，不由想起前不久目睹的向局长(或副局长)敬礼的滑稽场面，心想北大到底不同，北大就是北大，北大就是大。
       记得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恩说过：“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而教育，最后当然聚焦于大学教育。可以说，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大学之大，惟在气大而已。试想，一个在校期间看了向局长致敬表演的学生，毕业后能够向真理致敬、向学问致敬、向人民致敬吗?幸好校方来个“坚壁清野”，没让学生瞧见。这至少说明校长们毕竟不好意思，晓得这玩意儿不是大学应有的光彩表演——“知耻近乎勇”，大学还有救。
       (千絮摘自《落花之美》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