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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家在十月》是他做的，很多人都看过。
       在2000年的年会上，看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来了评论部。
       刚到就赶上评论部的主持人合影。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里，前排是敬大姐、白岩松、水均益……还有他。
       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后面。
       他转头看到我。
       轻轻扶了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中心的位置。
       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他也不知道，后来每一年评论部的年会，看他的主持都是我的大节目，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开领导的玩笑。戏谑锋头人物，逗逗女同事。但让大家永远在最真挚的东西面前掉下眼泪。
       台下众人呼喝，叫彩，吹口哨。大家都爱他。
       后来常常在食堂遇见他。远远看着，面色不太好，我们几个都为他担忧。
       有次去部里开会，他晚来，众人面前，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
       我呆住，只顾看他。很久后，发短信，去看看他。
       他那时正寄望于童年幻梦，一大屋子，都是老电影的剧照，他自己穿了各种各样的旧年代的衣服。扮戏中人。
       我们长谈数小时。他说得病的前后经过。他说得淡定，我听得揪心。
       再见他，是某个下午。坐在电脑前头的时候，突然办公室门开了，他走进来。 “咦?”我很惊喜，“你找谁?”
       “找你。”他坐下了。在我对面。
       然后我们聊天，我坐他对面。杜小静过来说：“呵，真像调查采访。”
       真的，这不似普通办公室里的谈话。他一句寒暄没有，那么认真，谈的是直见性命的事。他谈的问题我当然不陌生——社会良知的失去。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让人想要放弃……
       这些话，很多人在摄像机的红灯面前说，很多人在文章里说，很多人在喝酒后说。
       但是他只是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坐在一个并不熟络的同事面前谈这些。
       他谈起这些的时候，并不仅仅是在表达，就好像，就好像这些东西都是真的，就像是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我隐隐地有些不安。
       我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
       大姐找我问号码，他立刻起身走了。
       临走的时候他拉开门又回身说了声：“谢谢!”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有一点儿心酸。
       今年年会，他仍在台上。只是没有像《分家在十月》那样的片子了。
       “评论部，现在也得了抑郁症吗?”他站在台上说。
       底下悄然无声。
       这一场年会，他亲自张罗，请了赵本山，郭德纲……个部里的小小年会，不知他花了多少精力。
       但是陆陆续续，台下的人有些走了，或是打着手机出去了。
       最后一个节目，他请来罗大佑。
       罗大佑一直坐在场下，喝了两瓶酒，一直到11点多上场。
       大佑也不登台，踩只凳子抱住吉他。一束光。
       对着话筒说：“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
       他们拥抱。
       我和大群人离开座位，围坐在他身后的地上。
       小崔向我招招手让我去他身边坐——那里正对罗大佑坐着，看着他晶光闪烁的双眼。
       我怕挡着大家，脚手着地地爬过去，与他并肩坐。
       大佑说：“唱什么?”
       “光阴的故事。”四百多条汉子齐声喊。
       大佑轻捻弦索，琴声清冽。
       我们高唱“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
       我看到对面坐的小宏眼里的泪水。
       后来他说：“知道吗?不是因为歌声，是因为我看到小崔热泪盈眶。”
       今年，是他到评论部的第十年。
       我听过他提起过一个梦。谁都知道他睡不好，更不要说深度的睡眠。
       但只有一次。
       他说：“我做过一个梦，梦到像自洋淀一样的地方，和朋友们在船上，能听见船桨划过水波的声音，还有水鸟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王景波摘自柴静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