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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介绍蔡元培先生的书籍和文章中，都提到他是一位雍容大度的长者，表面看上去他好像是无可无不可，谦谦君子加好好先生的样子，但实际上，在许多关键问题上，他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不过，他只将其限定在个人观点的范围内，决不强求别人思想上的统一。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议论，蔡元培先生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学术只有在相互争鸣中才能发展，定孔学为一尊，实行思想专制，是会适得其反的。他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鼓励学生兼听不同学派的课，进行独立评判，并大力支持学生成立各种学会和研究会，培养学生自由思考和独立学术研究的能力。当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就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1920年，邓中夏等19人组成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蔡先生也表示支持，同意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启事，拨给办公室，并出席成立大会，发表简短讲话。
       正是经过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努力，在北大校园内新思想新潮流应运而生。它不仅成为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同时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也就首先在北大爆发出来。被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对蔡元培先生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曾公允地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有些学者主张应大力推广白话文，将文言文斥之为僵死的东西，但蔡元培先生则既肯定白话文的实用性，又主张不要忽视文言文的特殊功能，公允平和，令人信服。他在北大任校长期间，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存在派系，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可有门户的领袖”，只要是言之成理，于国有益，什么样的人都可容得下。因此，有人评价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于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先生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多次提出辞去教育总长的职务，袁世凯竭力挽留，甚至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先生则义正词严地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出卖山东的消息所激怒。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而无实际行动，蔡先生则卓尔不群，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当晚他就一人坐火车南下了。所以，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没有原则，不分是非。林语堂先生说得好：“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林还认为“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在《蔡元培传》(唐振常著)中，有以下这样一段描述蔡元培先生力主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的动人事迹：“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他一次去南京，时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饭。他和汪精卫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这些年来所行相反，他对于汪精卫的亲日行为早已不满，席间，他苦劝汪精卫改变态度，抵抗日本侵略行为，他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去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一面说，一面两行热泪落了下来，滴进了汤盘之中，他和汤一起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蔡元培先生被他的朋友们称为‘和易不轻喜怒’，而面临此大节，感情汹涌，七十老人流下了沉痛的眼泪。”
       蔡元培先生一生清廉正直，为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操劳不息，到晚年连一所住房也没有，书籍分散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1936年他70岁生日时，他原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同事在北大校友范围内发起为他购屋祝寿，先生的几百位朋友和学生热烈响应，资金集成后又因抗战而未实现。现在位于华山路303弄16号的这幢房屋是蔡先生在上海最后租来的寓所。它虽陈旧而简朴，却见证着蔡先生令人敬佩的人格魅力。走出蔡先生故居陈列馆，先生的名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为尽义务而来”，久久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
       [南宫仁荐自《中国精选》2006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