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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的黄昏时分，学校后门，新生报到的日子。我见一个男孩正拎着行李东张西望，一副想问人又怯怯不敢问的样子，就主动走到他身边问他要去哪里。他停住脚步，把胸一挺，以皖南味儿的口音一字一板地朗朗回答：“中国××大学!”那声音、那眼神、那嘴角充满了自豪感和幸福感。旁边一个像是他妹妹的扎小辫的女孩儿身板瘦瘦小小的，明显一副农村孩子的营养不良，但她以无限景仰的目光向上望着哥哥的脸。男孩身边应该是他父母的一身乡下打扮的中年人局促地搓着手，但显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和得意。我转身望着走进校园的男孩不高的背影，望着他一身标准的蓝长裤和发黄的白衬衣，望着夕晖中一家四口急切的脚步，忽然间，我这个堂堂教授感到一阵内疚。
       我调来这所大学已经8年了。8年时间里，自己从未那么自豪、也从未听别人那么自豪地说出这六字校名。对于从事文科教学的老师来说，这个工科校名甚至让我们觉得有些狼狈和委屈。对那个男孩来说，这六个音节竟那么让他自豪、让他向往、让他欢畅。可问题是，这座校园、这座校园里我这样的老师能对得起那个乡下男孩的自豪吗?
       他进校园往里走不了几步，迎接他的就是各种品牌的大幅广告。一长溜奔驰、宝马、别克、奥迪、桑塔纳，从农村初来城市的他甚至分不清那些车是公车还是私车……
       在那个男孩的心目中，大学老师理应是知识和学问的化身，是灵魂的塑造者和领路人。然而我为他做了什么呢?至少在他来到这个学校的那个暑假我没完整地看完一本书，没完整地写成一篇论文，没完整地构思好一个教学方案，没完整地做一件像样的事。那么我在干吗呢?我在翻箱倒柜，让过去一两年所有已被封存的试卷，所有已存档的毕业论文倾巢而出，教研室偌大的房间里无论桌椅还是地板抑或窗台全都摆满了这些劳什子，十几个老师就好像手工作坊的学徒工，一盒盒清点、一卷卷查阅、一页页过目，在试卷每一道题的“阅卷人”栏目里确认或填写名字，然后复核每一道题的得分和总分并查看“复核人”的名字是否漏填，即使算错0.5分也要改正并加盖上刻着自己姓名的印章。那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就更要我的命了，例如某月某日第几周老师指导了什么，学生改进了什么、效果又是什么，每次都必须有老师签名、学生签名，如此核对或填写6～8次。更好笑的是还要在所有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内页——尽管封面上已然写得一清二楚——再次填写上每位指导老师的姓名、工作单位、职称、专业方向等等。倘若这种种操作哪怕熬个通宵一次性搞定倒还好，实际上做起来却是零敲碎打的体力活。上午一个电话、下午一个通知、今天一个E-mail、明天一个短信，把我传唤个没完没了。教师的尊严、时间的尊严、职业的神圣感和荣誉感就在这些平时本该及时完成的琐事之间、在这儿“学徒工”的简单重复性手工操作中磨损殆尽。那个男孩绝对不会想到：我们这些教授在暑假所从事的一系列繁琐的工作，仅仅是为了个人能在年度教学评估里获得最高的分数，为自己的职称、利益而奋斗。
       也许你会问：“你这个教授的个性何在?”是啊，平时我也自以为是有个性的教授，可哪怕再有个性我也得为这些琐事奔波——被领导批评事小，万一因为我的疏漏而影响集体的评估分数，进而影响全校教职工的待遇，我将何颜立于讲台?如果我不能在讲台上诲人不倦、指点江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学生。
       当那个男孩坐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他看到的很可能是老师疲惫而无奈的面容，是高度程序化、规范化、数字化的授课流程，是精细而工整的纸质教案、电子教案甚至多媒体演示。然而老师那鲜活生动、神采飞扬的表情呢?那随机生发、横逸斜出的才思呢?那绝尘而去、单骑千里的学术个性和人格魅力呢?这些关乎灵魂的因子会在老师追名逐利的奔忙中得到激发和升华吗?
       那一刻，那个男孩让我内疚。
       (萧士新摘自《大学生》 图/亓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