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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年深秋的一天，我穿过东京涩谷车站繁华的商业街与包裹着巨幅广告的楼群，在一条僻静的小巷寻访到了“妇选会馆”。“妇选”是妇女参政权的意思，这所会馆是日本著名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和同仁们为纪念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妇女获得参政权而建造的，现在是市川房枝纪念会所在地，因保存有大量妇女运动的珍贵史料而在日本女性学研究界享有很高知名度。
       在会馆的资料室，一份装订成册的女性杂志《青》吸引了我的目光。这份杂志创刊于一九一一年，那是明治迈向大正的前一年。创刊号上主创人平冢明子那句著名的女性主义宣言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原始的女性是太阳，是真正的人。而今，女性是月亮，是依赖别人生存，靠别人的光芒发亮，像有着病人一般苍白面孔的月亮，现在我们一定要恢复被遮蔽的太阳。”也正是在这一年，文艺协会在帝国剧场上演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产生巨大轰动，以娜拉为代表的“新女性”形象，成为当时人们普遍议论的话题。
       《青》共出版了六卷五十二册，一批接受过欧风美雨熏陶的日本知识女性，围绕在《青》周围，通过文艺创作，表达了她们对于经济自立、自我实现的愿望以及对自由恋爱和美满婚姻的渴望。她们针对封建的家族制度以及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发出了“我们要求自由：教育的自由、外出的自由、交际的自由、读书的自由、职业的自由、思想交流的自由、结婚的自由、参政的自由”的呐喊。这些日本“新女性”的思想和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和妇女运动。
       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向了近代化，但日本妇女仍然处于封建家族制度、不平等法律规范的重压之下，在政治上、法律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在呈现民主与专制双重特征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资产阶级妇女团体、无产阶级妇女团体、劳动妇女团体纷纷兴起，妇女运动围绕着争取妇女参政权（参政权、结社权、公民权）和捍卫生活权而展开。新妇人协会、妇选获得同盟等市民妇女团体运动的目标集中在把妇女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治安警察法》。她们召开演讲会发表参政主张，启蒙大众妇女的思想觉悟，征集签名，向议会递交要求修改《治安警察法》、赋予妇女参政权的请愿书……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风起云涌，诞生了大量无产阶级妇女团体，如一九二一年成立了“赤澜会”，一九二七年成立了“关东妇人同盟”、“全国妇人同盟”、“社会妇人同盟”……运动的目标主要是反对解雇、反对降低和拖欠工资，要求减轻劳动强度、减少劳动时间，同工同酬、获得产前产后休假等。劳动妇女们在罢工、游行斗争中经受锻炼并逐渐成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妇女团体与无产阶级妇女团体的共同运动引人注目。一九三○年第一届全日本妇选大会在明治神宫外苑召开，五百余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派别的妇女代表聚集一堂，制定了妇女运动的共同目标和行动纲领。那些身着和服、神情自信的代表们的合影见证了日本近代女性史上这一辉煌的时刻！
       然而，二十世纪初期这一轰轰烈烈的摆脱封建束缚、争取妇女参政权和实现男女平等的妇女运动，到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代之而起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一系列官方妇女团体的涌现，以及总体战体制下大众妇女对侵略战争不遗余力的支持。这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我试图从妇女运动领导人市川房枝身上寻找原因。
       妇选会馆保存有大量市川房枝相关的资料，这位一生未婚、跨越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年代的女性，其波澜起伏的人生和日本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与惨败，光荣与耻辱联系在一起。战前和战后，她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为提高日本妇女地位和实现男女平等而殚精竭虑。但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大潮席卷全国时，市川房枝也未能幸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市川房枝曾明确表达了反战的态度，“为了解决国际纷争，我们无论如何不赞成行使武力”。然而，到“七七”事变后，看到局势一天比一天严峻，法西斯主义势力越来越强大，妇女参政运动已很难开展。她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犹豫之中。在自传中她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心情：“是正面反对战争被关进监狱，还是妇女运动全面退却，再或是暂且认可这一现状进行一定程度的支持，应该选择哪条道路呢？”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入了一个“转向”的时代，也就是从以大正民主运动为代表的“民主时代”向“战争和法西斯时代”转变的时代。以日共党员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为开端，知识界、政界、文化界、妇女界等领域的知名人士纷纷放弃原有信仰，从左向右转。在法西斯主义高压政策下，妇女界只有宫本百合子、长谷川照子等极个别的女性不畏当局的迫害，不改初衷，向侵略战争发出了“不”的声音，而绝大多数妇女界“精英”纷纷放弃或转变原来的信仰，妥协、服从于执政当局。市川房枝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选择了顺应时局与政府合作的道路。
       以市川房枝为代表的妇女运动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战争给妇女提高地位带来了机遇，她们将参与战时体制与妇女解放等同起来，领导妇女大众支持体制。不可否认，表面上看，日本妇女似乎从战争中得到了某种实惠：经济上，侵略战争时期是战败前日本妇女最大规模参与社会的时期，妇女就业率升高，不少男性的工作岗位被妇女取而代之；政治上，一些妇女界“精英”进入了中央决策部门，担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评议员、理事、家庭实践调查委员、教育审议委员等公职；在社会生活上，长期以来被封闭在家庭中的普通主妇第一次昂首挺胸走上街头，她们慰问军人、护理伤员、捐献毛毯、回收物资、进行防空、防灾演习；新闻媒体上，日本妇女被笼罩上“日本之母”、“靖国之母”等光环，大肆歌颂……日本妇女一直以来低下的社会地位似乎因战争而有了明显提高，她们的生活、命运首次和国家、民族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使得市川房枝在爱知县农村看到国防妇人会成立的情景时不禁由衷感叹道：“过去没有自己时间的农村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半天听演讲，仅此点就是妇女解放。”
       随着战争的进程，市川房枝等妇女运动家一个一个从体制的对立面站到了体制内部。日本妇女渴望提高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以及为实现男女平等所倾注的热情和精力转移到了对战时政策的支持。妇女运动也逐渐丧失其原有的锋芒和锐气，不断蜕化、变质，逐渐背离其原有目标，成为体制最得力的支持者和坚实的后盾。
       二○○○年我曾在日本神奈川县海边一个安静的小城市生活了半年。那年夏天，我常常沿海岸步行去神奈川县女性中心查阅资料。该中心位于湘南海岸著名景点——江之岛上，附近的海岸线是日本有名的冲浪胜地。晴朗的日子里，碧海蓝天下总有不少皮肤晒得黝黑的日本年轻人立于滑板上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浪峰之间穿梭、翱翔。
       在神奈川女性中心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我翻阅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这些黑白胶卷所定格的阴云密布的战争时代与窗外湛蓝、和平的天空的反差是如此之大。
       有一张面貌清秀、表情温顺的日本少妇的照片强烈地震撼了我。这位名叫井上千代子的柔弱女子做出了令日本举国震惊的举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她为勉励新婚的丈夫无后顾之忧地赴“满洲”作战，在丈夫“出征”的前夜，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喉管。在遗书中她这样写道：“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着喜悦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一丝的牵挂。”井上千代子被授予了“军国女性”、“烈妇”的称号，她的死被赞誉为“殉国美谈”。井上千代子的死与海外从事侵略战争的日本军人有着奇妙的联系，据日本学者考证，当年在中国制造了平顶山惨案的日军指挥官中就有井上千代子的丈夫井上中尉。残忍的日军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扫射，屠杀了三千多名村民，而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孩子。在井上千代子死后第二年，大阪几位普通家庭主妇在井上之死的“感召”下成立了国防妇人会，这个妇女组织最后发展成为侵略战争期间异常活跃的一个军国主义妇女团体。
       侵略者当局意识到如果没有妇女的支持，战争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而要想动员全体日本妇女参与战时体制，必须要有一个妇女组织。于是，当局利用妇女和军人之间的母子情、手足情、夫妻情以及女性的善良和爱心，成立和操纵了一系列官方的妇女团体，如文部省监督指导下的大日本联合妇人会；陆军监督指导下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内务省领导下的爱国妇人会以及法西斯翼赞体制下的大日本妇人会等。当局通过这些妇女团体，呼吁大众妇女开展劳军、慰问伤病军人和阵亡军人遗族的活动，妇女逐渐成为战时体制下国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战时日本政府发布的大量方针和政策都与妇女有着直接关系。当大批男性军人开赴海外侵略前线，国内经济、社会、家庭需要妇女支撑时，政府发布一系列法令、文件对妇女的思想和生活进行指导和规范。如一九三八年公布的《国家总动员法》和《家庭报国三纲领·实践十四要目》，要求妇女振兴健全的家风、实行适当的生活；养育作为皇民的子女。
       当后方生产领域劳动力不足时，政府出台女子劳动政策，强制年轻女学生进行义务劳动。一九三九年颁布《国民征用令》；一九四一年公布《国民劳动报国协力令》，规定十四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的未婚女子每年要进行三十天以内的义务劳动；一九四三年内阁通过《关于促进女子劳动》的文件，一九四四年《女子挺身劳动令》公布，不少女高中生一毕业就被动员、组织到农村、矿山、军工厂从事劳动和生产。战时的各行各业均充斥着日本妇女劳动的身影。据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研究，一九四四年金属、机械工业有九十万八千以上的女工，采矿业有十二万三千的女工，交通业有二十六万二千的女性从业人员。日本战败前，女子挺身队队员有四十七万二千人以上，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女性超过了一半。
       当战争消耗大量人力资源，为确保日本人口数量，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结婚报国、奖励多产的人口政策。一九四○年出台了对女子二十岁前后结婚予以奖励的《人口政策大纲》。官方妇女团体更是为实现政府的旨意而充当起媒婆的角色，在伤残士兵和未婚女性之间牵线搭桥。一九四○年，厚生省向一万零三百三十六户拥有十个孩子的家庭授予“优良多子女家庭”。太平洋战争期间，政府每年都要表彰有两名以上阵亡者的“皇国之家”，以教育妇女为天皇和国家生育、养育孩子。战争期间，在“生育吧！繁殖吧！”的口号下，未婚女性被要求“结婚报国”，已婚女性被要求为“皇国”多生孩子。那些由于生理原因不能生育的妇女承受着异常沉重的压力。国防妇人会曾收到一笔匿名捐款，信上这样写道：“我多么希望能为国家生育一个男孩，可我连个女孩也没生，像我这样的石女，于君、于国都感到极端不忠，感慨唏嘘，每天恨不得将自己粉身碎骨。我含泪并深感羞耻地写了这封信。”
       我的目光久久停留于一张张反映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生活的照片，那些身穿白色围裙服、肩上斜披“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字带的妇女们的身影出现在车站、港口迎送日本军人以及阵亡军人的骨灰；她们在简易搭就的帐篷里为海外作战回来休整的日本军人们端茶水、送毛巾；她们在街头巷尾征集过路妇女缝制祈祷军人平安、武运长久的“千人针”；她们亲手制作的慰问袋、捐献的毛毯堆积如山；她们列队在靖国神社前参拜、默哀，悼念阵亡日本军人；她们穿着袖口和裤口收紧的“国防服”，手持竹枪进行军事训练；她们提着水桶，搬着梯子进行防空、防灾演习；她们代替入伍的男子在矿山、军工厂义务劳动……这一幅幅照片在我的脑海中不断重叠、交织，勾勒出战时体制下日本妇女“后方奉献”的一幕幕场景。
       在冲绳的那霸有一座名为“姬百合祈祷和平资料馆”的战争纪念馆，这是为了纪念两百多位长眠于此的女学生而修建的。展室里陈列着大量的历史图片和当时的生活用品，还搭建有模拟战壕，令参观者恍若置身于血雨腥风的战场。与幽暗的展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一束束聚光灯的照射下，那悬挂于墙上的一张张十五六岁女孩子的照片是那么青春逼人。
       在一九四五年冲绳战役中，冲绳师范学校女子部与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校的二百二十二名女学生被编成“姬百合学生部队”派往战场，从事看护伤病士兵，处理尸体，搬运医疗药品、器具、食品和水的任务。在美军步步紧逼、日军节节溃退的情况下，日本统治者当局仍下达了“决战本土”、“军民玉碎”的指令。在美军的层层包围下，女学生们走投无路又不允许投降，她们有的被炮弹炸死，有的集体自杀，二百一十九名学生和教职员的生命灰飞烟灭。
       “姬百合学生部队”中那些曾经鲜艳的青春被无情的炮火毁灭了。这些女孩子与经历了战争年代的千千万万日本妇女一样，无疑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们的所有努力、付出乃至牺牲，并没有给她们带来社会、政治、经济乃至家庭地位的丝毫改变，也没有给她们带来统治者所描绘“世界大同”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而带给她们的是一片废墟的国土，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乃至个体生命的消亡。
       针对日本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普遍观点是：战争是男性发动的，战争的指导者和推进者也是男性，妇女是被利用的，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且，在战争爆发之际，日本妇女既无参政权也无公民权，在民法下处于男权社会的底层。在法西斯战时体制下，在推进国家政策的会议中女性也是极少数，提案被采纳并发挥作用的机会非常之少。况且，在法西斯战时统制下，她们无法得到真实的消息，在政府、团体、学校、媒体等大肆宣传和动员下被迫胁从于国家侵略战争方针。当时，每个城市、每个街道、每个村落都成立有妇人会这样的分支机构，作为个体的普通妇女很难不被卷入。
       我们看到，一九四二年“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大日本联合妇人会”、“爱国妇人会”三大妇女团体合并为“大日本妇人会”，第一年会员就达到了一千九百万。这一数字意味着几乎全日本的成年女性都纳入了这一超大规模的军国主义妇女团体。在世界历史上，像日本这样把举国妇女纳入一个妇女团体进行对政府支持的例子实在绝无仅有。因此，对被侵略国家来说，战争期间，日本妇女是站在政府一侧的，作为战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实施者，她们的思想、生活、行动全部都围绕着战争体制，从支撑家庭到支撑整个国内的经济和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回避她们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只将她们作为弱势群体、作为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来书写的历史是否过分简单了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女性史学研究者和民间妇女团体负责人没有回避日本妇女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而是客观看待历史，反思日本妇女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战后依然站在妇女解放运动前列、在日本民众中有着极高声誉的市川房枝等妇女运动领导人，敢于直面她们在战争期间的“污点”，追究她们虽不是当权者但忠实执行当权者意志所应担负的责任。战后，市川房枝曾因在法西斯组织“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中担任要职而一度被解除三年零七个月的公职。然而，她和那些妇女运动家作为妇女团体领导人的战争责任并没有被论及，那些盲从于政府的、包括妇女在内的国民对这场战争所应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更没有被大多数日本民众所认同。
       对于女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客体身份，女性学家克内泽威克（Knezevic，Djurdja）指出：“在历史上，无论什么时候，当深刻的社会变化发生时，当整个社会似乎受到威胁时，女人就会被‘邀请’去积极参加公共生活，这几乎是一条规律了。一直以来，女人的力量在帮助建立男性统治时都会受到欢迎，而女人也常常很高兴地承担这样的角色。”我们在研究日本侵略战争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当日本对东亚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的时候，民族矛盾便上升为日本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的性别问题便会退居其次。这也印证了美国女性史学者吉达·勒纳的那句话，“妇女与她们同一集团男人的紧密关系要超过她们与其他阶级、种族妇女的联系”。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的日本历史是一个非常时期，从性别的视角重新温习和审视这段非常时期的日本历史，我们会看到其中蕴涵着丰富的内涵。对日本妇女与这场侵略战争的关系、与日本国家和政府的关系、与本民族的关系、与本民族男性群体的关系、与被侵略国家、民族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必将带给我们丰富和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