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二○○五年，是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周年，如果从一九○五年算起，就有一百年了，而一九○五年乃是日俄战争结束的年份。日俄战争作为日本和俄国之间争夺满洲权益和朝鲜统治权的战争，对日本来说是最初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两国的背后有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存在，各帝国主义之间由此展开了以各自的权益为前提的复杂的外交周旋。一般认为，世界于一八八○年进入了这样的时代，即这些国家间帝国主义的争霸和对立，以及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进行统治与殖民地化的时代。日本经过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的政变确立起了萨长藩阀的权力统治，并明确选择了普鲁士式君主立宪的天皇制国家道路，由此开启了日本帝国的征程。从明治十四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正是一个甲子，我将此称为帝国日本的六十年。
       这样，对于日本来说出现了两个六十年，即帝国日本的六十年和战后日本的六十年，这中间夹着太平洋战争。在此，我设定出这两个六十年并试图在此框架下来思考日本的现状以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的关系。一旦做出这两个时段的设定就会使人注意到，帝国日本从形成到遭遇挫折实际上走过的是一段过于急促奔忙的发展历程。这在我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作“精读”(译者注：指作者二○○五年四月由岩波书店出版的《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精读》一书)时就注意到了。《概略》刊行于明治八年(一八七五年)，至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年)帝国日本战败也仅有七十年。而《概略》中福泽所描绘的日本文明化(现代化、西方化)的设计在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行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日本的文明化在历史上所实现的是怎样一种东西？其后果如何呢？这也正是我们要在历史中寻找的。福泽的日本文明化论或者日本的文明化过程作为一个发展周期经历了六十周年，而从一九四五年至今我们又走过了一个周期。
       把两个六十年重叠在一起来思考，使我产生了某种类似于恐惧的感慨。我首先痛切地感到自己的人生历程之快和历史发展之迅速。其次，对于见证了帝国日本六十年之终结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战后日本六十年的终结更给予我们一种暗淡的预感。后一个六十年并非前一个六十年的简单反复，然而却让人预感到一个历史性周期的暗淡终结。帝国日本的六十年的暗淡终结毕竟给战后日本带来了相应的期待和光明。而今，我们又迎来了战后日本六十年即战后体制的终结期。可是，在这一个历史周期即将完毕的现在，我们给日本及亚洲的将来又能带来怎样的希望呢？目睹了最近日本的国内状况和日中、日韩之间国际关系的变动，我不能不痛感到这战后六十年是怎样的六十年啊！回首往昔我油然而生悔恨之念：我们所生活过来的这六十年难道就只是在当今造就了如此的事态吗？在此，我要谈的也只是对日本这六十年来的悔恨之情乃至基于悔恨之上的我的抗争。
       近日读到莫邦富先生的《日中何以无法相互理解》(平凡社新书)，我听说他曾经想用“日中友好时代已然终结”来命名此书。的确，这本书中所论述的并非“日中何以无法相互理解”，而只是依据令人绝望地展示“日中友好时代已然终结”的论据资料并据此做出了自己的观察。他断定“日中两国关系在未来二十年内绝无好转的希望”。那么，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位观察家的预言呢？如果说他的预言太悲观了而将二十年再缩短一些就可以了吗？不然。因为我们观察目前的事态，不得不承认使他做出此种悲观预测的事态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必须由此出发去重新思考。
       莫邦富指出，日中友好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东亚进入了两虎相争的时代，并预测在亚洲不久将迎来包括印度在内的三强时代的到来。两虎相争也好，三强时代也好，这在亚洲都是未曾有的事态。帝国日本的六十年乃是日本在亚洲成为一强、而后又受到挫折的时代。战后的六十年则是日本再次确立经济上的亚洲一强地位，并逐渐走向繁荣、停滞乃至衰退的时代。的确，我们还是第一次实际经验到亚洲两虎相争的时代，而亚洲霸权之争已经开始，这样的说法源自围绕亚洲国际政治动向所做出的权力理论的推论。这种推论正在渐渐增强其现实的味道。莫先生“日中两国关系在未来二十年绝无好转的希望”这一预测不仅基于在中国逐渐扩大的反日方面的信息，也为亚洲霸权之争将愈演愈烈的国际权力学说的推论所证实。因此，我们如果不赞同莫先生悲观的观测，就得从与构成上述悲观论预测不同的别一种视角或者立场出发而提出反论。对此，我将在本文的最后论之。
       然而，在友好关系结束的同时所迎来的两虎相争时代对日中双方的国民来说都不是什么幸福的事情。不用说，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国民亦然。何以造成了这样的事态？当然，事态的恶化产生于日中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其首要原因在日本，即长期经历了亚洲一强独霸时代的这个日本。因此，有关日中关系恶化的责任首先要日本来负责。正是以小泉为首相的这个日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孕育出这个日本的正是战后的六十年。
       人们认为，在战后六十年的这个时期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都处在政治的转折点上。我上面说从一八八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帝国日本的六十年是一个文明化的周期展开又走向终结的时代。同样，战后日本的六十年亦是一个时代的展开与终结的时期。不仅日本，中国和韩国亦如此。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任何变化都不会只是一个国家的变化。当然，如何变化则由该国的条件所规定。日本的变化乃是由战后日本六十年所规定的。那么，战后日本的六十年是怎样的周期呢？
       如果说，日本的战后体制基本上是根据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和平主义的国家原则而维持下来的一种体制，那么，谁都会立刻用日本实际的战后过程来修正这种说法的。日本的战后过程，实际完全是依存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只不过自己标榜和平主义国家的立场而已。其实，所谓的战后过程正是日本实现其经济大国化的过程。更需要补充的是，日本现在能够成为一个大国，在于它拥有军事上处于世界前茅的自卫队这种军队，同时在远东把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冲绳提供给美军，并每年负担其超过六千六百亿日元的驻留经费。因此，我认为应该说日本的战后体制存在于下面这样一种乖离错位之中：一个明言基于宪法的和平主义国家且自己也如此认为的日本，同时是一个经济上世界第二的大国、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合作国家以及作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日本。
       正是存在于这种乖离错位之中的战后日本，使自身保持了与帝国日本之间既联系又不联系的二重意识。以宪法为前提的和平主义日本乃是与军国主义日本诀别并决意永远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日本。和平国家的意识已经深深渗透到国民中间。这种渗透到国民中间的和平主义，正是抑制把自卫队进一步变成军队的进程的一种力量，也是抑制修改宪法动向的力量。我殷切期盼中国和韩国的国民能够知道日本还有和平主义国民的存在。必须指出，掩盖这种和平主义国民的存在，只言好战的日本国家和国民，正是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国民所设下的圈套。
       然而，战后日本通过朝鲜战争使自己的经济力量得以恢复，又在世界冷战格局和日美安保体制之下维持了非政治的经济国家的状态从而实现了经济上的大国化。这种日本的大国化使其与帝国日本的连续性意识得到恢复。仔细想来，除了包括一九四五年战败在内的不出十年的时期之外，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日本在亚洲一直是一强独霸。这个亚洲一强独霸的日本作为具有连续性意识的帝国日本，乃是经由脱亚而实现了与发达国家比肩的日本。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跻身欧美列强行列的日本，现在作为世界大国之一在八国集团中占有一个席位，甚至期待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但是，意识到与帝国日本之连续性的大国日本，却又未能与亚洲各国从根本上建立起共存关系并在亚洲找到自己新位置。中国、韩国与日本国家关系的恢复总因有被搁置起来未解决的问题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性格。虽然国家层面上经济优先的关系恢复在先，但国民层面的相互和解问题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一种一小步一小步地得到恢复的相互关系正是东亚的战后体制，日本，还有中国和韩国都处在这个体制之中。最近中国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以及韩国激烈的对日批判，便具有批判这种东亚战后体制的侧面。在此，产生反弹的是日本，而容许这个日本存在的则是东亚各国各自的战后体制。反日游行和对日批判与东亚战后体制重组的动向密不可分。
       我说日本的战后过程存在于以宪法为前提的和平主义国家日本与作为世界大国的日本之间所出现的乖离错位之中，这种乖离错位从与和平主义宪法的关系上讲，也就是“解释改宪”被实施的过程。通过宪法第九条，和平主义的宪法感觉渗透到国民当中，而所谓“解释改宪”指的就是政府不取修宪的手续只通过解释而试图弥合上述的乖离错位的政治性操作。作为既成事实，日本人接受了“解释改宪”这种战后政治的操作过程。然而，宣称随着所谓“五五年体制”的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崩溃、支撑这个体制的自民党政治亦已解体而登台亮相的小泉首相，早已对与战后体制同时存在的“解释改宪”之政治性操作不再感兴趣了。他一心要把“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同时又是霸权国家美国最有力的合作国即同盟国的日本，乃至于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的日本”这样的战后日本的实质看作不言自明的东西，而确立自己政治姿态的基础。他早已不需要去迁就宪法的逻辑。声称有关宪法解释的讨论是“神学论争”而加以蔑视的小泉首相，如今明目张胆而理所当然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并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
       我认为所谓的“靖国参拜”应该理解为小泉首相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反复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和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乃是互为表里的。小泉这种政治姿态，就是要在瓦解掉通过“解释改宪”而维持至今的日本战后体制的同时,也瓦解掉作为执政党而承担了这种体制的自民党之政治操作手法。比起有关宪法解释的“议论”来，小泉更想把自己这种政治姿态置于“常识”这一大众性的明白易懂的单纯明快的认识之上。而这时，最不言自明的存在就是所谓“日本”这一“常识”了，即“经济上世界第二的大国同时又是霸权国家美国在亚洲最有力的合作国家即同盟国”的日本。他已不再需要那种解释改宪式的繁琐手续，只是常识性地站在这个不言自明的“日本”之上而发出自己的主张。他懂得如何依靠常识来支撑自己的主张，更知道可以为他发出喝彩的常识性大众的存在。或者应该说，小泉深知依据常识的政治姿态是可以创造出常识性的大众的。在他那里，常识已是统治大众的煽动手段。
       目前，中国和韩国对小泉“靖国参拜”的批判正又一次在日本创造出“日本”这个内部来。面对来自外国的批判，将此称之为外人对日本人祭奠追悼死者这一内部行为的干涉，由此使“日本人”这一内部意识得以产生。这是将“靖国问题”歪曲成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对错问题的结果，我认为如此的歪曲完全是一个圈套。被这个有意设下的圈套蒙蔽的多数日本人，将被收回到内外两分的民族主义的回路中去。所谓“日本人追悼日本的死者有什么不对？”乃是眼下日本人面对中国、韩国的批判所抛出的回答。这一回答正是小泉的政治姿态在日本人中间所形成的大众性常识。当然，还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健全的日本国民认为首相应该停止靖国参拜。然而，实际上小泉的靖国参拜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姿态，已然不幸地在日本与中国、韩国之间催生出了民族主义的相互争执。
       从战术上考虑，小泉眼下说不定会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但是，这种战术性的停止会是他的政治姿态的某种改变吗？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最近，我在有关“靖国问题”的一篇论文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靖国问题”是日本人站在历史反省基础上去创造一个怎样的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创造一个与亚洲邻国拥有必要而不可回避关系的日本时，日本人自己必须来解决的历史问题和国家问题。……绝不能把“靖国问题”变成得出对外而言的内部“日本”这一准备好的回答的陷阱。我们所期待的不是一个排外孤立的日本。如果我们希望一个与亚洲邻国共生的日本，“靖国问题”就将是面向未来的日本人必须承担(解决)的重大历史问题。(载《现代思想》第八期)
       我一直在反复强调“不希望一个排外孤立的日本，而期待一个与亚洲邻国共生的日本”。同时，我期待获得一个绝不能被民族所收回的亚洲公民的立场。这种立场将成为超越国家架构而自在地建立起亚洲公民共同性关系主体的基础。这个公民将以新的获得信息的手段而使共同性的出现成为可能。我想，崭新的亚洲、崭新的日中关系将存在于这种公民共同性的基础上。如果说有什么可以冲破莫先生那样悲观性预测的东西，那么，就看这种公民共同性能否在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得以实现了。
       二○○五年七月
       (赵京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