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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种是对饭店的无限热情。我曾在一个乡里扶贫，乡政府穷到两手空空，便在院子里养了一大群鸡。干部们每周数次到国道边的一家饭店去聚餐，带着鸡去，可以省些菜钱。
       要说是社交的需要，这些人本天天混在一起，要说是为改善饮食，我去过他们家里做客，晚饭的内容比那家饭店可强多了。乡长也承认，乡干部提着大呼小叫的公鸡走向饭店，并不雅观。但没办法呀，他说，大家都喜欢。
       我刚到的时候，院里还长着好些大树，后来被砍掉了——换钱付饭账。林业局来人要罚款，但没有罚成，自己反被灌醉，白白多给了乡干部们一次吃饭的机会。
       此风浸染全民。刚就业的年轻人，往往把收入的一半花在饭店里；踏入“高收入群体”的人，不如此便不能表达成功的喜悦；脑子的一半用途，是用来照料肚子；晚上去哪里吃饭则是白天的永恒话题。我们用嘴来探索这个世界，用舌头格物，用肚腹来保存对宇宙的知识，而宇宙万物显然是分为两类：一类是煮得熟的，一类是煮不熟的。
       但与另一种怪异行为——看足球相比，它又不算什么了。踢足球是种美德，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爱看甲A、中超之类比赛的人。以前，还可以解释为由盼望“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热情驱使，但后来不是已经“冲出”、“走向”过了吗，还想干什么？
       职业联赛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一处溃疡?在那里，新闻都是丑闻，诺言就是谎言，肮脏的交易层出不穷，公开的欺骗轮番上演。社会容忍这样一种现象长期存在，已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而且，还有那么多球迷心甘情愿地殉以激情，实在不可思议。受虐癖?斯德哥尔摩症?这么说可能太严重了，但我每次在马路上碰到浩浩荡荡的球迷涌出体育场，兴奋地四散而去时，都要停下来看上一会儿——这是宇宙间的异象，不是在哪里都能见到的。
       看足球毕竟只带来智力的损失，而炒股票的损失可是双重的，精神物质都歉收。大户我不认得，不敢妄谈，我认得的一些散户，每个人都能举出一百个例子，证明中国确曾有散户炒股发财，就是谁也不肯介绍我结识一位那样的高人，让我握一握幸运的金手。这些炒股的朋友，个个精神饱满、智力出众，却甘蹈死地而不悔。就在前天，其中的一位，宣布他要再次大举入市，理由是：“跌破了一千点呀!”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出的话。另一位，某日在电影院前，与熟人攀谈，然后附耳告诉我：“这家伙最近炒好了。”你怎么知道?我问。他说：“你看他老婆，穿了双新鞋。”——我的这位朋友，一向连自己有几只脚趾头都不甚了然，居然关心到别人的鞋子上，令我悲痛不已。
       我对股票一窍不通，没资格评论，但对炒股的人多少还能看懂一点。我去交易所参观过，能感觉出那种又紧张、又神秘的气氛，确实令人兴奋，像是和平年代的战场，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将军。人们想挣钱，我理解，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炒股的办法。在我看来，把钱丢到天上去，落回自己衣袋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些。前面提到的要“大举入市”的朋友，卖过几年衣服，然后在股市输到身无寸缕。跑到日本去，鬼知道他在那边干了些什么，带回钱来，又输掉。辛苦工作了几年，现在又要入市，我估计他不日又将东渡了。我劝他说，如果喜欢赌博，可以打打麻将，输也输得明白，让对面的胖子赢了钱去，还可以做个人情。他说，你不懂，炒股不是赌博。我想了想，还真不是。
       [倪早菊荐自《智慧》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