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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章不知始于何时?未遑考证。倘蒙博雅君子见教，则再好不过，省得我在书海里像虻虫似的瞎撞了。
       据管窥所及，最风流倜傥的闲章，莫过于明朝苏州的大画家、诗人唐寅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章。他的绘画艺术，特别是人物画，栩栩如生，高超脱俗，是“吴门画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诗，直抒胸臆，不矫揉造作，诗如其人：他浪漫、放诞，以致后人编出《唐伯虎点秋香》那样的传奇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显然，唐寅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当之无愧的。前辈风流，后人多难以企及，倘硬要模仿，只能是东施效颦，徒增笑柄。我曾在一清人文集上，见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闲章，又曾在民国年间出版的一部闲书中，看到“江南第九才子”的押书章，比起唐寅来，只能说是小打小闹，甚至有点猥琐之感了。
       当代有几位名人的闲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文革”结束后，已被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出党的康生，曾经有枚闲章，上刻四字：左比右好。不必因人废字，康生的书法是不错的，而且是左手握笔。但如果有人认为他的闲章，仅仅是表明左手写字比右手写得好，未免小看了此人。康生惯搞极左，在延安的所谓“抢救运动”中，大搞逼供信，把很多干部打成国民党特务；在1958年的“左”风大炽时，他视察复旦大学，居然说“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的基础上瞎胡搞”，难怪当时天天“捷报”频传，无数“卫星”升天，实际上是牛皮而已；在十年动乱中，他是“四人帮”的忠实帮凶，祸国殃民，人们更是记忆犹新。应当说，“左比右好”这枚闲章，是其极左嘴脸的自然暴露。联系党史，我们通过康生这个反面教员，总结教训，发人深思的是，现在不是仍有一些人，始终觉得左比右好吗?这是历史的盲点。
       于光远在“文革”中受迫害，被打成“三反分子”，平反后，又有人说他“离经叛道”。他刻了一枚闲章，印文长达十一个字：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想，这是于老对两顶帽子的庄严回敬，正气凛然，也很有点杂文味道。
       已故园林史专家、散文家陈从周教授，是绍兴人。他常在其画作上，钤上“我与阿Q同乡”的闲章，令人忍俊不禁。这也反映了他对阿Q的评价。漫画大师方成先生是广东中山人，他刻了一枚闲章“中山郎”，显然是对“中山狼”典故的妙用，颇幽默。
       闲章，当于不闲处细看之。
       [闲话荐自《人民日报》2005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