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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性权利的演讲成了当下的热门话题。她对于性自由、“性解放”持相当前卫的观点。不过，我更关心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最基本的性权利，不怕您笑话我思想“后卫”。
       接触到不少长年在外的打工族，和他们交谈时，常流露出夫妻常年不得相聚的苦楚，有的夫妻在一地打工，由于租不起住房，想多省些钱供家里的小孩读书，不得不各自住在集体宿舍，过着夫妻长期分居的生活。这事让我感慨不已，也让我想起前一阵炒得很火的中国“情人节”。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牛郎织女七夕鹊桥会，充满凄情的诗意。然而将它定位为“中国的情人节”，却未必符合实际。你想牛郎织女恩爱夫妻一年只见上一次面，未免太残酷，太有违人性、人情。虽然秦少游先生曾经高度评价过这种爱情模式，称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只是不知少游先生本人，是否很乐意同他的夫人一年只见一次面?
       今日数以亿万计的农民打工族，其实就是当今数以亿万计的牛郎织女。为了生存与富裕，不得不长年离家别乡、离妻(夫)别子(女)，到城里去建楼、修路、卖菜、送货、当保安、作保姆、挖下水道、做计件工……他们只能在春节回乡回家去团聚一回；甚至不能如传说中的牛郎那样，将小孩带在身边，而是丢在老家由老人照料。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在城里上学要多交不少的钱。歧视加上各种名目的收费，让收入本来就接近生存底线的他们难以承受。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有如王母娘娘手中的簪子，给他们划出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银河。岂止七夕不得相会，就是五一、十一这些法定的节假日，于他们也形同虚设；一百多年前世界劳工组织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一百多年后依然徒有其名。
       看城市的路灯下，三五成群头发蓬松肤如铜色身强力壮的男子，或者簇在一块发育饱满略带土气的女子，各自闲聊，打闹，逛马路、“斗地主”，或者以饥饿的眼神茫然投向路过的异性，不可抗拒地被地摊上印有性感女郎的书刊吸引。低质廉价的录相厅是他们惟一光顾得起的娱乐场所，防空洞改造成的录相厅里，是清一色的“快乐单身汉”。当城里人住在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高楼大厦享受男欢女爱时，住在低矮潮湿工棚里的他们，顶多也就发发短讯寄托相思，或者伏在灰暗灯光下写信，却无法享受电话的“高消费”。夫妻的长期分居，性生活的缺失，使他们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可承受的经济条件，他们无力将家属接到城里。有的夫妻同处一地，却不得不住集体工棚。长期的心神不宁，焦躁，疲劳，亢奋，为小事而大动肝火，也极易造成潜在的工程质量和产品质量问题，成为一大社会隐患。
       只有在不可阻挡的传统节日春节，那个把星期、十天半个月内，他们才能享受夫妻儿女团聚的快乐，释放一年劳苦的辛酸。用他们中的“粗话”说，叫做“饿的时候饿死，撑的时候撑死”。
       为了轮上这个久盼的“情人节”，一年的辛苦不说，还得在春运的“鹊桥”上疲惫奔波受尽艰辛。为买到一张坐票或者站票，要顶风冒雪彻夜地排队；要忍受车票涨价的打劫、黄牛党的敲诈、小偷的欺侮乃至监管人员的呵斥；十几个小时无水供应、没法上厕所的尴尬，也不算稀奇。当半个多月甚至个把星期过去，他们又得为生计上路，重新去过那种牛郎织女式的生活。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牛郎变牛叔，牛叔变牛翁；织女成织婶，织婶成织婆，是痛楚的宿命的轮回。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然而“灭人欲”正是“天理”所不容的。撇开民工的生存状态、自然需求，一味进行所谓道德教化、观念指责，是不公平的也是乏力的，全社会理应关心他们的境况，多一些生命的关怀。起码为他们过正常人的生活创造必要的条件，哪怕是解决平时一起打工的夫妇用房这样的“小事”。
       从大范围讲，确保公民享受法定节假日的权利；打破城乡壁垒，尽快出台更为人性化、和谐化的户籍管理制度，势在必然。从长远讲，让农民工与其他的职工平等地享有休假探亲制度，也应逐步建立，并最后成为劳动保障法的条文。这也是我们的社会保障每个成员的基本人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故此，窃以为农民工的“情人节”，不在七夕而在春节。
       [刘畅荐自《工人日报》2006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