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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而今，官吏的勒索不曾绝迹，勒索的方式也无大变化。实为痼疾陈弊。高官勒索。借了买官鬻爵、划拨款项、审批项目、调理诉讼，乃至袒护包庇的方式，稍加点拨暗示，乃至丢个眼色，想得到的便得到了。这样的勒索便有几分雅。小吏因为位卑权弱，做不成大事情，还要满足私欲，便雅不起来，其行为几近泼皮无赖。
       读书读到这样一则故事：雍正初年，有个叫涂天相的小京官奉差去广东。过去，上级官吏经过各州县，州县便按照惯例给些银两，称为公送“程仪”。雍正皇帝认为这陋习加重了地方负担。也伤及百姓的利益，多次叮嘱地方官员不要在这方面太奢侈。涂天相到广东的时候，地方官府按照新规定给他和家人送去1300两银子。涂天相知道过去的“程仪”情景，便恼羞成怒，训斥地方官员说，你们过去送3000，现在送1000多，分明是看不起我!他拒不收礼。地方官员不想得罪他，就托他老乡把银子转给他。那位老乡倒是多情，在转送公银的时候，备了40两银子的私礼送上。他万万没想到涂天相收了公银，又呵斥老乡给他那么点银子，是轻视他，根本没有给他面子。涂天相心里窝了火，在后来的巡查中。借口有的县供应不好，竟要以刑具惩罚官吏的家人。吓得家人躲着不敢出来。官吏害怕了，只得亲自把家人和刑具送到涂天相住的公馆，听其发落。
       这等丑陋的表演尚未休止。没有满足勒索欲望的涂天相离开广东时，当地的官员送其上船，在船驶离码头那一刻，他居然指使家人把伺候他的轿子砸了个粉碎。这可是勒索不成就怒火中烧，身份、脸面、关系、后果什么都无所顾及了。可见这勒索者的心是极窄小的。只容得“利”之一字，别的什么也容不下，或许也不思容下别的。
       小吏的勒索不只有泼皮无赖样，还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无所不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敲骨吸髓，舔脂吮膏。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是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船由南而北。直至到粮食入库，船家所受的盘剥勒索。可谓自始至终。有人概括说，雍正年间，一般情况下。一条船从江南来，到达通州的粮仓，沿途的文武官员借查船之名，勒索的银子约五六两，相当五六百斤大米的价钱。那些官员强行勒索，可是抗拒不得。若所索不遂，竟不放行，以至漕船迟滞。其绵延几里或几十里的盛状，或许跟公路上塞车差不多。一路上被勒索，到了卸粮的时候继续被勒索。收粮的官吏借口粮食不干净或潮湿，不给卸船。船上的人只好使些银两通关。因为官吏作梗，粮食卸得慢。竟致霉烂变质，更使运粮人叫苦不迭。
       勒索运粮的船，也勒索别的船。有的民船到了关口，官吏勒索羁延，拖上好久不放行：遇上有的妇女在船上，还要以搜查为名，肆行侮辱。就连那些小民孤船，只带些自己用的布匹。或是自己的一两件新衣，一两双新鞋，并不应该像商贩那样纳税，官吏却借口他们应该纳税而勒索，且以一罚十，所罚的银两高出物品价值许多。
       河边的贪吏如此。海边的贪吏酷似。广东沿海一带的渔民，按大清的戒律管理很严格。只准朝出暮归，以防渔民在海上为非作歹。那些管理船只的小吏，时常向船家勒索，一年一只船不下数十两。这些得了银子的不肖小吏便越发不肖，该稽查的也不再稽查，渔船作奸通盗则视而不见。甚至为其庇护。不肖小吏不光勒索国人，外商也不放过。洋船商人“携带重资，冲锋破浪，冒险贸易”，精神实在可嘉。但是，码头的衙役却大加勒索。或许是知道洋商富有，每只船索要银子竟达百余两。让人家十分不悦。
       近水的一帮官吏勒索。别处的官吏同样勒索。官府不准人们上山挖参，官吏偷偷放行，少不得勒索挖参人几两银子；有了灾情，官府督办赈灾，便有官吏借赈灾之名向绅士富豪勒索；那些分管收税的官吏。让缴税人把银子封好了放在指定的柜子里，过后由他们来称。这本是设计敲诈，所称十有八九不足数；于是。派人去催交缺额，缴税人还得按陋规给催税人“酒饭之费”；北京南边的卢沟桥乃多省通会之衢，车辆马迹相望。这么个车水马龙的地方，反给了贪吏勒索之便。他们假借检查客商货物之名，分外勒索，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索要的“饭钱”二三钱至一二两不等。若是不给，则扣留不放；有些偏僻地方的老百姓，一年到头见不到个官，且是愚昧了一些，见了官就心惊胆战。有小吏抓住老百姓这个弱点，想勒索钱财了，就巧立名目，到乡下挨家挨户催要银子。老百姓害怕伤及身家性命，便极不情愿地出些银子。
       小吏的勒索，可谓罄竹难书。所以便有廉吏纷纷上书皇帝。呼吁刹一刹这不正之风。有人出了个自以为不错的主意：勒碑永禁。也就是把勒索者的行为镌刻于碑，使勒索者臭名昭著，以警世人。不知道这个主意有没有被采纳，却因杀鸡给猴看，猴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也无所畏惧，勒索之风就由古刮到今了。
       【刘畅荐自《共产党员》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