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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前后。黄侃和胡适同在北京大学任教。黄竭力反对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故。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
       □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这句话后来被李敖盗用。
       □汤用彤自信近于傲慢，当得知其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获奖时，汤满脸不高兴。“多少年来都是我给学生打分数，我的书要谁来评奖!”钱穆谈起汤来也是感叹不已。赞其为“纯儒之典型”。
       □陈独秀和蒋梦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为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虽多了几分洋气。但已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日：“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于是作了一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中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纵观其一生。也正是实践了这一豪言。
       □吴稚晖如此讽刺“五四”时期的“海归”：“就像面饼，拿去国外炸一炸，回来就变成蓬松硕大的油条了。”
       □冯玉祥平生读书甚勤。担任旅长时，冯驻军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读英语2小时。学习时，关上大门，门外悬一块牌子，上面写“冯玉祥死了”，拒绝外人进入。学习完毕，门上字牌则换成“冯玉祥活了”。
       □1936年。艾青出狱后回家。有一天，在赶集的路上，他的父亲对他说：“你写的那也是诗吗?——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在他父亲的意识里。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
       □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多年任监察院院长。有一天。他见到机关院内有随地便溺的现象，便拿起宣纸随手写了“不可随处小便”六个大字。命人贴到院内某处。于书法天下闻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贴通告的人便没有遵命去贴。反倒偷着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块，经过拼凑，改变了字的顺序。装裱一新，挂在厅堂“小处不可随便。”
       □陈公博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汪夫人陈璧君训斥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质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蒋介石公然“清党”。并宣称：“以后各社会团体一定要养成党化、军队化的习惯”“谋中国人思想统一”“再不许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并强调说，必要时“就得于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他认为“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有一次蒋介石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的一次对话。1934年11月13日下午，沪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杀，终年54岁。
       □唐生智一个手下曾在1927年对冯玉祥说，张作霖、吴佩孚是旧军阀。而蒋介石是新军阀。旧军阀腐败，容易打；而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不好对付。
       □1933年，在回答《东方杂志》关于对“未来世界”的梦想时。周谷城说：“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画家钱君匐说：“未来的中国是一团糟。”作家巴金说：“中国是没有未来的。”
       □吴稚晖在《官气与洋气》中说：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气、忍气、下气，当了大官以后要使气，大发脾气，又要小气。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孙中山首倡。袁世凯发扬光大，都说要当人民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几乎笑破肚皮。孙传芳说那些争当人民公仆的其实都是骗子。他要当就当人民的父母，不当人民的公仆。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不是拐骗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1945年12月间。西南联大学生因反内战活动而与当地军警发生冲突。时任北大代理校长的傅斯年赶过去，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劈头便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晏阳初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皇帝倒并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个好县长却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胡适称赞了郭沫若几句，郭氏在另外一个桌上听到了，特地走过来。在胡氏脸上kiss了一个以表谢意。
       □沈有鼎不会做饭。偶尔与夫人动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饭。沈无法，只好找领导，说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领导问是何故?沈则说：“她不给我做饭。”此公曾在美国哈佛受教于怀特海门下。后又跑至德国投海德格尔门下，逻辑学甚是了得，号称中国逻辑学先驱。有一次他说一条“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个逗点就更清楚了”。马上给揪去开了一个晚上的批判会，说他是“现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灭亡”。
       □在清华大学教授组织的一次逻辑学研究会上，有人提起哥德尔。金岳霖表示要买本书来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金听了，“哦哦”两声，坦然说：“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批判王实味的大会，萧军也参加了。会场比较混乱。王实味每说句什么，立即招来一片怒吼和痛斥声……萧坐在会场后边。听不清前边人们说些什么。他便烦躁起来，站起来大声喊：“喂……让他说嘛，为什么不让他说话!”大会不欢而散。萧走在回家的路上气愤地说：“这开的什么会，简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个最高学府!”
       【一厘米荐自《领导文萃》2006年第8期／庞　彦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