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头时，听理发师和洗头小姐议论店里买的矿泉水，说现在最容易造假的就是矿泉水。拿个空桶，对着自来水龙头接满，就能卖了。我笑说是啊，你们要给洗发膏造假就比较难。好歹也得弄点香味、黏稠度什么的。理发师马上正色道，先生您可不能这么说话，我们店的香波都是原装的，相信我好了。
我暗想。你都不相信别人，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现在我们中国，难的就是相互信任，官员鉴别一个干部。老板培养一个亲信。多不容易啊。恨不得考验八百辈子。造假的人、撒谎的人太多，一个裁判，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吹黑哨。他得需要多么无耻才不至于脸红啊?
机关枪都打不透的厚脸皮不是一天两天就能长出来的。也不是只有一两个人的脸皮厚，别人的都薄，刚想撒谎就像小姑娘一样。羞涩得不行。黑哨也好，造假也好，一是有遗传基因，二是有“群众基础”，三是有领导责任。
西方社会那么那什么，也没听说有哪个裁判吃完主队吃客队，吃完这轮吃下轮。他就是不想活了。他也得采取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告别人世，比如跳楼。比如摸电门。在美国，商业发票弄得很简单。通常也就是在小纸条上写几个数字签一个名。但一经签名。他的信誉就签上去了。永远要负责的。不像我们，又是大戳儿，又是小戳儿。还得是带编号的专用纸张。即便这样。保不齐也得出假发票。一个西方人，你可以骂他八辈祖宗，却不可以说他撒谎。撒谎是最大的恶名。一旦扣到头上，便无法立足于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市场经济，他得有来有往，讲求信用，遵守契约。除此之外，还有历史、文化、法治、宗教等因素，综合制约着造假现象的产生。
中国就不同了，千百年来，我们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大家好像都不怎么重视诚信。孔夫子规定的人生准则是：仁义礼智信。“信”排在最后一位。而且为了“工作需要”，为了“政治任务”。这个“信”随时可以牺牲掉，比如说“为尊者讳”，等等。一部《
三国演义》，讲的也是钩心斗角。骗来骗去。刘备摔孩子，他并不真摔，他是假摔，他是刁买人心。我们那些假摔的球员，应该沐浴焚香，拜刘皇叔为祖师爷。
到了近现代，不守信的风气更甚。久而久之，大家都已经习惯于说假话听假话了，小学生也会写假话作文——天天拾钱上交。扶老奶奶过街。如果哪个说惯谎话的人冷不丁说一句真话。可能还会脸红。怕大家说他发育不良。在这样一片土壤上冒出几个假球黑哨，太正常不过了。
假球和黑哨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阴暗面的缩影。我们怎么办?舆论监督?司法介入?上级发文?时间疗法?道德自律?假如说。有一个吹黑哨的是我刘齐的亲儿子。我能不能狠狠给他一个大耳贴子，然后拎着黑钱，押着小兔崽子上法院？
【沈栖荐自《新民晚报》2006年9月7日／苏 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