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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琐话]也谈学者上电视
作者:陈丹青

《杂文月刊(选刊版)》 2006年 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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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看过一集易中天的《品三国》节目,我很佩服!30分钟谈话节目容量很大,话一出口不能改,比写文章难多了,何况是专栏,连续讲,非常难。易先生高度专业,没有废话,可听性甚高。惟一的缺点是语速慢了一点,并仍有报告腔的残余。学生告诉我这档节目大受欢迎。我很高兴。中国学者早该利用媒体传播各种知识和思想。这样的节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美国很多一流学者教授都在电视上长篇大论。中国的同行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西方晚了近50年。总算现在有人去做了,做得多了,观众看得也多了,优胜劣汰,好节目好角色就会脱颖而出!
       转型中的社会与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拒绝媒体?大家不去塑造媒体,必定被媒体所塑造。这是不言而喻的。听说易先生的节目被嘲骂,那么其他节目怎样?很高明、很清雅、很严肃吗?
       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那还是他们在事业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他的《观看之道》在中国是极小众的美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可当时就是英国大众定期观看的电视节目啊。
       这就是人家的人文水准。至于以赛亚·伯林那些主题庞大,艰深难懂的长篇文论。探讨冷战、历史、文学、政治学——这样大尺寸的哲学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堆里半个也找不出——许多都是公众场合的讲演,还有不少是广播电台的长期现场播音。他是牛津的资深教授,是雅人中的雅人,可是扯着喉咙没完没了在电台里讲啊!
       说个更极端的例子吧。色情杂志《花花公子》,大家都知道。可是我们未必知道,每期《花花公子》都有顶级水准的文化艺术和政治栏目,好几任美国总统会有高端严肃的访谈刊出。也有重要的学者、文人、诗人、演员、策划者的深度访谈,内容涉及中东问题、哲学问题、社会问题、创作问题。这些访谈出现在杂志的彩色乳房和臀部的精引照片中间。未被邀请的知识分子。还嫉妒那些人呢。
       想想看,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会怎样?“什么?我?大学教授!知识分子!我的言论和女人的屁股印在同一本杂志中?”是的。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大约还在前媒体时代吧。
       有人批评易中天演说风格过于评书化。评书怎么啦?中国人素有“渔樵闲话”的悠久传统.一部大历史,在中国民间就是靠一代代说书人。今日中国学者教授密密麻麻,哪里去找一位柳敬亭?
       看电视不是上史论课,大众不是史学学生。历史早该从我们的陈腔滥调中解放出来.历史可以有一百种被叙述的方式。没有人可以说谁的历史叙述是100%准确而又正确的历史。西方严肃的知识分子从来都在质疑媒体.但没有人会指责一个教授上电视。专家也许会跳出来纠错,观众可以厌恶哪位做秀者。但“上电视”本身绝不会成为被指责的理由。当然,庞德当年在纳粹电台发表演说成为他的历史污点。但那不是媒体问题。是政治问题。
       至于说易中天演讲时脱了鞋子不雅.记得吗。伟大的赫鲁晓夫同志还在联合国大会当众脱了皮鞋拍桌子。成为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美谈”。电视这玩意儿,你讨厌,转台,关闭,不看就是了;你不服,那就自己弄个“王中天”、“李中天”来品三国、讲水浒嘛。
       学者讲得如何?节目制作如何?哪里没做好?怎样可以做得更好?都是问题。但如果上电视本身就是问题。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缺乏媒体时代的常识。不如电视机前的老百姓。老百姓在乎的是节目好看不好看。现在不是讲收视率么?易先生节目收视率高。有观众。在没有更高更好的人物和节目出现之前。他就有说服力。
       去年李敖来大陆,知识分子群起嘲骂,说他堕落为做秀者。这是文化检测,测出大陆知识分子的水准和心态。还在前媒体时代。
       “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实在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这种院墙深处的“经院”哲学家,大量论文都是通过媒体播出,然后编选成集。西方知识分子的公众关怀,不是我们这里能想象的。我们这里一旦成个所谓“知识分子”,上焉者,也不过是玩儿些似是而非的“雅”。可是你比雅,比得过伯林或萨特么?萨特弹一辈子钢琴呢。
       我倒是想。讨厌电视学者明星的恐怕自己也很想上电视吧?而中国民众未必不喜欢高深的内容.未必听不懂——人民还没被启蒙。但谁给他们深入浅出地讲呀!
       中国知识分子动不动玩儿“清高”,其实是世俗地位老弄不舒服,这才琢磨出来的花招,骂骂别人,骗骗自己。真清高的雅人,哪会去骂易先生,他家里可能根本不安电视机——想想孔夫子吧。道路颠簸,风尘仆仆,他老人家还俩手扶着车杠子,周游列国到处讲。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以易先生为代表的几个家伙,和春秋战国时代拿着竹简坐个牛车到处跑的古人,都是一回事情。当然,前提是勇敢,有关怀,有话说。这样的人如今太少了。
       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演说非常非常难。像易先生这样既勇敢.口才与所学又得其所哉的人很可贵。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杨秀廷荐自《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