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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美国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在位于伦敦菲茨罗伊路二十三号的住处打开煤气自杀身亡。此举使她诗篇中萦绕不去的死亡主题最终得以展开，并以令人伤痛的音符戛然而止。之后不久，在大西洋两岸，随着她的诗集《阿丽尔》、《巨人》，诗剧《三个女人》，以及长篇小说《钟形罩》的出版，人们对她的惊人诗才崇拜有加，据说无数女性读者在她的诗作中发现了似乎是自身都拥有的灵魂焦虑与幻灭冲动。她被归入到“无法回答的女性挑战”的代言者之列，更有人试图评估她“对争取女权运动的贡献”。另一方面，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自杀，也使许多熟人、亲友和同辈诗人——特别是她的丈夫特德·休斯（一九三○ —— 一九九八，以诗集《雨中鹰隼》等闻名，曾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陷于窘境，她的被指情感激烈、反复无常的性格，以及“复仇女神式的愤懑”与咄咄逼人，无论在其生前还是身后，都让一些一度和她关系切近者耿耿于怀。W.S.默文（美国诗人）的妻子迪多·默文在忆及西尔维亚的文章中，称西尔维亚·普拉斯是“一个遭受天谴的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詹姆斯·考夫曼在二○○四年四月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中称，与小说家、剧作家和其他作家相比，诗人去世更早，“原因可能是他们受到折磨，易于自杀。或者是诗人成名早，所以早逝更引人注目”，而“女诗人患精神病的可能远远大于其他类型作家，而且比其他杰出妇女更有可能患精神病”，他将此现象称之为“西尔维亚·普拉斯效应”。这位研究员最后发出的令人兴味索然的提示是，诗人不应当发愁，而应当注意健康！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故事的确有演变为经典范例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演变，传记的版本增加多少，意见无非两种：或者我们接受一个为形形色色人间力量所磨难与戕害的灵魂的哀叹，或者我们挑剔其极端心态和所谓不健全人格。两种意见都会遇到知音，这取决于历史、心理、文化和时代的不同。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趋向于各取所需，诗人的面目完全有被出于实用目的而塑造的可能。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漓江出版社曾出版一本《美国自白派诗选》，西尔维亚的诗作即有入选。其中的《拉扎勒斯女士》、《爹爹》等诗所透露出的乖戾的“死亡”喜好、对生命的非完美状况的强烈质疑就令人印象深刻，“先生，上帝/先生，魔王/当心，当心，/从灰烬里/我披着红发升起/我吃活人就像呼吸空气”（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这种一再与逝者而不是“活人”沟通的做法，一开始就是很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父亲或某个男友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她的诗作中，被定位为一个倾听者、对话者，或者是一个受诅咒的、可以尽情控诉诅咒的对象，更多的时候，“他们”都因为不再是一个活者而使西尔维亚的“发作”成为毫无忌讳的，她的诗作因此具有异乎寻常的冒犯与挑衅的姿态，这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她生来便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并且总是怒气咻咻。有意思的是，这本来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写作方法与修辞策略，但在其追随者那里，就会成为女性觉醒力量的一个源泉，在其批判者眼中则不过是弗洛伊德关于仇父心理之类的某种文学投射（病例）。她写作的时候，或者是当她开始在想像中处理“现实”时，她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将不会从这里逃出！现在有两个‘我’/这个新的绝对纯洁的人和旧的胆怯的人/而那个纯洁的人当然是高人一等”（西尔维亚：《敷着石膏的时刻》）。这使她常处在与普通感情或寻常人生相敌对的位置。一方面，她处理的“材料”来自身边现实，甚至就来自亲人至爱，另一方面，她的想像力则使这些素材成为充满不幸与可怕灾难的世界的部分实质，她对之无情揭露大加鞭笞，或者是谨慎地肯定。结果，她的气质，或者是她本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反复无常喜怒不定的类型。因为极难区分，一个艺术家，一个好学上进的人，一个为名利心所鼓舞的年轻母亲这些角色，就容易相混淆。事实上，所谓“自我矛盾的悲剧性格”、“极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这些标签，并不适合西尔维亚。在极少的情况下，梦幻和诗歌示意我们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世界，诗人正是站在入口处想要验明出入者正身的人，尺度严明，条件苛刻，态度友善或无情。这是并非一般善的原则指导下的中正平和的精神制度，而是更趋向于极端、狂热、褊狭和冷峻的创世雄心，可能只趋向于美；在更多的情况下，诗人及其作品则与荒诞无稽、出言不逊或歇斯底里难脱干系：“我的头是日本图纸上的一轮月亮/我的金子般被鞭挞的肌肤／无限地鲜美，无限地昂贵” （西尔维亚：《高烧103°》）。在某种程度上，诗人是那种分享了上帝的秘密的人，既铭记爱，也了解灵魂的黑暗，所以不免沾上一些撒旦的习气，常常会无所顾忌地咆哮，甚至幸灾乐祸地亵渎。对尘世的语言而言，就更加明显：“死亡，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一种艺术/我会把它处理得非凡的好”（西尔维亚：《拉扎勒斯女士》）。
       如果仅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话，西尔维亚所留下的问题也许不致过于复杂，我们阅读和评判其作品就是，崇敬，或者是将它们抛到一边。但西尔维亚的死与一种通俗意义上的道德范式及喧嚣一时的女性主义有关，这就引发出了奇怪而混乱的、没有头绪也没有结果的审判：她与丈夫特德·休斯情感破裂的具体原因和她在精神世界里的走投无路被纠缠在一起，她的凄凉辞世及其诗作中最为鲜明的困惑与愤怒，与女性读者觉察到的先知式的呼号，被牵连到一起。结果是，全世界都只知道一个至多两个故事，一些诗歌研究者则只把西尔维亚解读为饱受伤害的女性抗议者的文本。一九九八年，特德·休斯出版一册弥漫着悔恨与挚爱、追思与怀念的《生日信札》，似乎是在惯常的传说之后加上了某些注释，然而，《生日信札》仍只是诗歌，是漫漫岁月给予休斯先生的单独的馈赠，西尔维亚的生命与诗，还是如同谜一般无解，至少对中国读者来说如此。
       安妮·史蒂文森是英国诗人，曾求学美国，并出版有关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研究著作，与西尔维亚也属同龄人。她怀着一份复杂的心情撰述西尔维亚生平，写成《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的一生》一书。看上去，她是想要在西尔维亚的生活与艺术、现实与想像、性格气质与个人才能之间做出严格区分与特别的甄审，但此项工作之艰巨困难可想而知，根本上说，甚至是无法完成的。分别对待西尔维亚本人和她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诗作，就像将珍珠从蚌壳里分离出来一样是残忍的：出于何种动机，受到怎样的触发，又或者援引了多少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情节故实，然后“精心剪裁以适合她的意图”，如此发掘和剥离下去肯定会使诗人蒙羞。但长于此道的史蒂文森女士并未善罢甘休，她在获取了大量的信函、日记、回忆录、创作札记之后，开始了冗长细致的整理和构建，西尔维亚的另外一尊塑像于是活灵活现起来：虚荣好胜，嫉妒多疑，心急气躁，疾言厉色，性格脆弱，以及某种神秘地显现的“隐蔽自我”等等。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当解析西尔维亚受意大利画家德·基里科作品启示而写的《不平静的缪斯》一诗时，史蒂文森即锐利地指出西尔维亚所受影响并非古典神话而是“童话睡美人”，这首可能是探究母女关系的诗作中因有西尔维亚·普拉斯及其母亲奥里莉亚·肖伯的某些影子，便被指认为是西尔维亚流露个人“略带诓骗意味的决心”的佐证，“是西尔维亚的强烈的而被冤枉的邪念在感情上的描述，也流露出她的真实诗篇的阴郁、穷困和图谋报复的根源”。同样是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森还发现了西尔维亚“把两种势不两立的下意识冲动付诸实现”的“诗歌方法”：“她提供一只精致绝伦、有毒的酒杯。”此外，《无子女的人》和《整容》与迪多·默文近乎人身攻击般的蓄意关联，《美杜莎》以母亲奥里莉亚·肖伯为“对象”的“违反常情的恶意”，《爹爹》、《依莱克特拉魂系杜鹃花路》与父亲奥托·普拉斯伧俗身世中“依稀可辨认出”的“细节”，均无法不暴露于史蒂文森女士的视野当中。一旦开始了这种追究，那就几乎没有完结，西尔维亚这一创造的化身和光彩照人的名字，便被置于尴尬的境地，诗歌的幻觉和迷雾有可能被驱散，诗人的狰狞面目有可能大白于天下。在编辑《苦涩的名声》中文书稿的过程中，我不时地疑惑于传记作者的晦涩意图，不解于其以非难的、横挑竖拣的笔调对待传主。但在对此书的内容进行简要概括时，基于作者的初衷，也基于此书在不了解诗人为何物的读者面前可能引起的迷惑不安，所以曾在书前折页上写下如下文字：《苦涩的名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为普拉斯“树碑”，而是在详细研判资料、作品，悉心寻访相关人士，并实地访问诗人生前故地与踪迹的情况下所写。从出生到死亡，从成长的点滴到影响其成长的点滴，从个人与社会、心理与现实、环境与性格诸方面入手，研究一个诗人，一个年轻母亲，一个为名利所鼓舞，一个为情感所伤害的人的“形成”过程。作家以心理和精神分析方法，从普拉斯的日记、书信及作品的字里行间，从识者所写印象记、怀念文章的疑窦中、细微处觅其蛛丝马迹，串联勾勒出一个并非光彩照人的天才人物，有时候甚至是以非难的笔调在穷追不舍。此传的重要性在于，它首先消除“艺术家”幻觉而找到一个人，一个心高气盛、自我中心而又诗才横溢的人，一个使其至爱亲朋常常感到窘迫与畏怯的人，一个在其创造的纷繁世界与真实生活场景之间留下了巨大落差的人。挑剔的、同情的、批判性的眼光是此书独一无二的特色。
       话虽如此，书出版后再读，我对传记作者的良苦用心其实仍是有些不解。一部力求客观上忠于可见的琐碎事实、符合社会习俗的读物，是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的。不过，由于恰恰是一位世所罕见的诗人的传记，就可能有因眼量所限而出现差错的可能。安妮·史蒂文森女士的一些经常是太过“严正”的看法，有时候未免妨碍了我们对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认识的公正，甚至可能在完全世故的观照中诋毁了诗歌本身，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
       西尔维亚·普拉斯或可安息长眠，但她诗作散发的魔力，在世间持续扩散，她的令人悲叹和感伤的生命故事似乎有演化为神话的可能，这使那些认为她该受诅咒和遭天谴的人约略不安。在她辞世后一直缄口不语的特德·休斯继续写作，诗名缓慢地增长，终于在一九八四年荣获英国桂冠诗人称号。按照史蒂文森女士的说法，包括西尔维亚自己的声名地位在内的这些皇皇成就，都是西尔维亚生前所渴慕并极力追求的。但是，九泉之下西尔维亚的灵魂就可因此告慰了吗?非也! 安妮·史蒂文森和奥尔雯·休斯，还有迪多·默文，这些女士们在面对西尔维亚时，很可能都是颇多偏见的，她们委婉曲折并且深怀苦衷地告诉世人一个似乎与其诗名不符的西尔维亚，她们很可能持有这样一种信念：一个人，即使不成为艺术家、创造者，只要成为一个温厚谦和而且得体的人，也是好的。这当然大致不错，只不过与诗人西尔维亚几乎无关。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先按照文明社会的礼仪守则行事，而后开始创造诗歌，相反，我们有必要最直截了当地获知一个备受常识、经验、秩序和教养伤害的人的感受，并接受作为其结果的诗歌。因为诗歌本不是为了伺服于生活，诗人从本质上说也是不大可能完整地出世的。
       不喜欢西尔维亚的人，是因为不喜欢看到西尔维亚总在顾盼的另一个世界：死亡——这对于无法完备的心灵及血肉之躯具有彻底抚慰作用的幽暗之境。死亡虽非出路，但也不尽然就意味着幻灭，西尔维亚所做的，并不是要求补救或突围，她的某些被视为有悖常理的做法，她的倨傲和愤怒，她最终决绝的选择，都不是针对任何具体人士的——即便对于特德·休斯本人，对于他的私通所引起的情感危机婚姻纠葛也是如此。就算是这些小事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内心的痛苦，西尔维亚其实都极少形诸笔墨。她努力克制自己而因应生活中的变故。她所不能遏制的，是自己与生俱来趋向“完美”的冲动：“这是一颗心/我在这大破坏中行走/哦，这世界将杀死和吞噬这有出息的孩子”。世界的“破坏”无时不在进行，从在自己十岁时就被“他们”“埋葬”的父亲，到自己临终前仍在尽全力维护的婚姻。认为西尔维亚是“不愿竟接受限制因素”的人(史蒂文森)，或者认为西尔维亚的某些诗篇，“是一位不再把自己的生活和宇宙生活相联系的诗人之作”(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那些人，可能是过分惧怕悲剧和死亡而妄断了西尔维亚的“内心邪念”，她只是不能接受无休止的破坏、拒绝世界的不完美，而非喜欢会置他人于窘迫境地的轻生：
       我厌恶来世
       我永远不需要它……
       ——《死亡及其合伙者》
       但在某个绝望哀戚的时刻，她亦预感到了冰冷的尽头：
       ……远方的广袤的
       田野融化我的心
       它们作威作福
       让我直达极乐之地
       没有星星，没有父亲，一片黑黝黝的水
       ——《雾中绵羊》
       《边缘》是西尔维亚所写的最后一首诗，在这首诗中，她也只是宣称“她已彻底失败”，没有对自己即将辞别的世界发出任何指责：“女子人性完美/她的尸体/显现出她成就的微笑/一个希腊人命运的幻觉/随着她宽松外袍的饰带在飘拂”。西尔维亚·普拉斯无须垂怜、悲悯或拯救，她停止了争执，世界的破坏仍在继续，包括对她的墓碑以及墓前玫瑰花的损毁。
       《苦涩的名声》奇怪地回避了情感及婚姻的破裂在西尔维亚自杀事件中的影响，这一点与史蒂文森根本上愿意把西尔维亚作为凡夫俗子而不是超越的诗人的立场似有出入，但是，这个该受诅咒和遭天谴的美国女子为何总是让人们念念不忘？这本翻译成中文后洋洋近五十万言之多的传记并不多加置喙。反过来，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有关成长、有关心理健全、有关性格完善和有关鄙弃名利的教育之书。如果单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那就不必过多强调西尔维亚的诗人身世，因为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一个人要是碰巧为诗神所俘获，他（她）的灵魂可能就会极度的不安分、极度的不虔敬，甚至可能粗野无雅，为普通的生活所不容。所谓伦理学基础上的不可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尔维亚诗作中不可抑制的绝望情绪、毁灭冲动，以及其强烈的愤世情怀在自认为有教养的人那里必然会有的一种看法。在《慕尼黑女模特》一诗中，有一些典型的会激怒人的句子：
       绝美倾国，你令人艳羡，但不能生育
       冷酷如雪的呼吸，塞紧了子宫
       在那里紫杉树如九条蛇刮起舞蹈般的旋风
       生命之树，生命之树
       每月一次，漫无目的的去挥霍她们的月光
       血液的洪水就是爱情的泛滥
       对于女模特们所委身的死寂冰冷的世界，西尔维亚还之以同样的一无表情的诗句，这并非赠言，而是源于对女性自身牺牲代价的愤怒表达，但理解方面的偏差确有可能将其转化为劈头盖脸的羞辱感的可能。这一点在西尔维亚的长篇小说《钟形罩》中亦可得到印证。此书因与西尔维亚的早期经历有相似之处，往往被认为是自传体小说，人们从中最直接地解读到的，是一个对已被事先准备好的人生之路——即所谓的成功模式——备感荒诞无稽的优等女学生过早感受到的内心荒芜与凄凉，乃至绝望。有人认为此书为“第一部塞林格风格的女性小说”（罗伯特·陶波曼），言下之意，此书与某种不安分的和非保守的因素多有牵连。否定性，或者说负面性，似乎是西尔维亚·普拉斯生命与诗的曲调中一个最显见的音符，然而否定并不只意味着彻底的弃绝，负面也不见得就站在了人类的反面。西尔维亚还有涅重生的勃勃雄心，她想再造一个完美和充满希望的世界的愿望一直存在，她想摆脱“钟形罩”——充塞酸腐空气与死亡标本的钟形玻璃罐，亦是“大脑空白、生长停止的人”所在的形同噩梦的世界的一个象征——的努力始终有效，她先是以诗作，继而以生命告诉世人，世界必须完美，即便是死亡般的完美，因为，“世界是血肉之躯和个人组成的/黎明表明/热血奔流”。
       为何有人会喜欢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作而不喜欢她这个人？她之所以还被惦记，若是基于她所取得的成就、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诸因素的考虑的话，巨细无遗地考察她的生命故事似无必要；如若是对有缺陷的人格进行严苛诊察与解析，则出发点和西尔维亚并无太大差别——她的全部尖锐刺痛的感受正是源于对现实世界“日常性”中地狱特质的敏感，那么，她为什么要遭受天谴？作为诗人，西尔维亚并未失职，她以“令人不安”的诗句做出勇敢表达，用她的话说，是在“缪斯—家庭主妇”之间困难地选择的结果。
       （《苦涩的名声——西尔维亚·普拉斯的一生》，安妮·史蒂文森著，王增澄译，昆仑出版社二○○四年六月版，4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