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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影在暗灰色的岩石堆上奔驰，撒下一片令人眩晕的斑驳的大地疹子。荒芜的乡野、靛蓝而尖突的高山、绵亘无尽的山脉、倾颓的岩石有如没落的城镇，让我心灵战栗。空气嘶嘶作响，宛若低音深沉，肉耳无法听见却能感受得到，宛如兽爪直入我的心坎。
       我的母亲和在镇医院做大夫的婶婶，带着我悄悄去看望我的四堂兄，一个患麻风病的少年。在白裤瑶人居住的一处山冈上，我看见了一间破陋的茅屋飘摇在夏风中。烈日当空，这个麻风病人正在走来。单一孤独地趔趄着向前走，就像一只跛足的小鸟，朝我们走来，仿佛怀着惊异、喜悦和怀疑，在山地的阳光下，他颠簸着走过干裂荒芜的地面。灰白的衣服直挺挺地贴在他身上抖动着，表明他动作的失调，腹部支点的吃力变动，奇异而不稳的步伐，似乎使他不能停下来，或者他有过这种能力，而现在已经没有了。刺眼的光线让这个隐约可见的人影穿过由阳光融为暗红色的地面时，融成一片灰白，他的轮廓也被肆虐的阳光弄得模糊不清了。
       四堂哥与我同龄，在他十岁时被检出患有麻风病，村里的人起初把他关在一个牛圈里，用铁链锁住，每天由我的六堂姐送食。我曾偷偷地解开那根铁链，牵着四哥去山上吃杨梅。结果，我的父亲用麻绳捆住我吊起来打：我告诉过你一百万次了，不要与麻风病人搞到一起，我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最好好好地听着。现在，不要再哭了！闭嘴！你还想挨打吗？你最好还是不要再哭了。母亲在一旁干着急：他毕竟十岁呀。父亲吼道：不调教好他，我用什么向人交代？直到今天，关于体罚的记忆像烙印一样留在了我的心底。
       后来，村里人听了一个道士的摆布，把四堂哥秘密转移了。为此，我的母亲花费了三年时间才打探到四堂哥被转到了白裤瑶人区，而后常常偷偷去看望他。
       我们沿着最后一段山路爬上去。除了我们的坚定不移，四堂哥花费更大的不能奏效的力气朝山下趟来。他的两只脚一会儿成内八字，一会儿成外八字，挥动着的胳膊像拼命寻找支撑的破碎的船帆，向一侧弯曲，脑袋在他细瘦斑白的脖子上晃晃悠悠，十分不稳。此刻，他离我们很近，能够看到他那渴望的微笑了。他咧着嘴角，根本不像在微笑似的。没有光泽的眼珠，凸现在白色光亮的颧骨上面，苍白肌肉的碎屑混成了一团。他的肌肉叫人想起云母，那种无知无觉的东西，一层层，一片片，仿佛鱼鳞一般，点点斑斑结成了闪光的硬结，到处横亘着深深的窟窿。窟窿底部有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那是血和脓混杂在一起，又经阳光烤晒已爆裂。
       我提着一篮母亲蒸的艾草糯粑迎面朝四堂哥跑去。我们都十三岁了。在炽热的阳光下，四堂哥那几乎是黑色的舌头耷拉出来，在嘴角旁边可怜巴巴地泛着泡沫，眼神茫然若失，浑身肮脏，冒着乳白色汗水，却猛然投入了我的怀抱，窒息了我，把我摔倒在暗红色的泥地上，冰凉、黏糊的肌肉贴在了我的身上，那条黝黑的舌头舔着我的脸庞，一双看不见东西的眼睛发出了哀鸣般的哭诉！一身臭气叫我透不过气来，我不知所措地倒在了他那气味令人作呕而又沉重腐烂的躯体下面。不过，就在同一刹那间，婶婶呼啸着冲过来，拽起四堂哥：死神！接着一掌打飞了四堂哥。
       婶婶给我全身消毒。母亲顾不得所有的厌恶，擦干了四堂哥最后一滴狂喜的泪珠。接着，婶婶戴着手套，给四哥那堆枯萎的腐肉消毒、上药。我把父亲赠我的银柄小猎刀，佩挂在四哥的腰带上，他的眼里极度渴望着帮助，同时满怀着恐惧……
       后来，一个白裤瑶人醉酒引发的一场山火把四堂哥从山上抹掉得干干净净。无法想象，独处山上一间茅屋里的麻风病少年，像一只跛足的小鸟，在漫山火海里逃生的情景。
       （冯国伟摘自《珠海特区报》2007年6月11日图/叶小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