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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我在牛津访学时，第二天与众灵学院的胡德教授在学院的小食堂里进餐。我问他：牛津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食堂，为什么不把它们合在一起，办成一个或几个大食堂，那样不就省去很多的厨师和工作人员吗?“喔，不，不，”胡德教授连连摇头，“small is good(小的是好的)。如果办成大食堂，那太恐怖了。你能想像在那样的食堂里我们能这样安静地用餐和讨论问题吗?”
       牛津几十个学院加在一起才1万多学生，落到每个学院、每个导师头上，其办学规模可谓“小”矣。我在耶鲁法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印象最深的是它的课都是小课。据说它之所以保持排名第一，这种小课对教学质量的保证起了重要作用。
       去年，我读到一本《小的是美好的》经济学方面的书(其实不只是经济学)，才知道这本书在西方很有名。作者舒马赫对建立“特大城市”持批评态度，认为城市合适规模的上限只能为50万左右的居民，超出这一规模就会造成病态发展，带来犯罪、人性堕落、污染等大量难题。
       最近，我又读到一篇外国人写的“中国人的‘大’情结”的文章，说中国人什么都喜欢“大”，对城市、建筑的规模追求在太空里能看见，对商场的规模追求能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光自动扶梯就有230座，餐饮广场相当于两个足球场，一只大鱼缸里养有6条泰国鳄鱼，要逛遍它需要整整两天的时间。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代哲人苏格拉底面对大市场的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