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铎(甘肃兰州)
几天前才找到不慎丢失已久的《杂文月刊·选刊版》2005年第9期》，赶紧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发现其中《卖出的官帽“召回”了多少?》一文，令我拍案叫绝，深深折服。此文道出了人所未道，把目前反腐工作中的一大漏洞揭示了出来，读之大快人心!
卖官者、买官者，都是人民的罪人。我们不能只抓卖官者，而对买官者网开一面。因为花钱买官的，本来就是行贿者。我国自古对行贿受贿行为就有“与受同科”的律条，现行法律对行贿罪也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何况官帽乃是国中最紧俏的物资，利益无比巨大，所以买官的钱绝不会是小钱，动不动就是多少万，那“数额巨大”是毫无疑义的；更何况，现在“公款行贿”大行其道，有统计说公款占了整个行贿总额的80％!用以行贿的公款，按制度绝对不能正常走账。正道走不通，就只能走歪道了：贪污!先窃取了公款(这之间还应追究资金管理者的渎职责任)，再拿这赃款去行贿买官。买官者都是行贿者，而其中的公款买官者，则必然是既贪污公款在先，又行贿买官于后，他们都是双料的罪犯!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姑息或默认他们的罪行和恶果(买得的官)。因为“对犯罪分子的姑息，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残忍”。我们应该依法先“召回”他们的官帽，同时再针对其贪污公款罪和行贿罪，两罪并罚，予以严惩，方能彰显法制，狠狠刹住公款买官的恶劣风气，还社会以公道。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不知当前对行贿罪中的公款行贿罪是怎么判的?我认为，对于后者，尤其应该罪加一等，才算合情、合理、合法。这是因为被贪污的是公款，是人民的血汗，“国家”的钱。而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官谋利益，比之掏自个儿腰包行贿买官的，要更加卑劣和可恨，对社会危害更大!
刺维晶(北京)
刘绍楹的文章《说说“狗日的英语”》(《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7月)，我同意文章对用人、评职称的公式化、教条化规定的抨击，但其中有一个重要例证极不准确，即：“有识之士也发表过一针见血的文章，还举出了当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外语零分，国文成绩百分被破格录取等例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的数学成绩15分，国文优，英语满分，被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这是经钱钟书本人和杨绛先生回忆证实了的。
钱钟书不仅精通英语，还精通多种西语。解放初期，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1972年，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他的《管锥篇》所引文字，或古文，或西文，包括英、法、意、德、拉丁等原文，融会贯通。没有深厚的古文、外文文化修养功底，不易看懂。1979年钱钟书访美，他纯正的英语口语语惊四座。
做学问，批评，发牢骚，能做到准确无误最好。不能，也不能差距太大，甚至南辕北辙。否则，用什么证明你的思维是严谨的?又用什么服人?我曾在某大报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
古文观止》里的名篇”，说明这位记者，肯定没看过《
古文观止》，起码在写报道时没核对一下。如此不学无术，写出来的报道是否凭主观臆断，就很难说了。这样的人，初级职称恐怕都难称其职。
李志远(北京)
《到处都有阿Q》一文(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7期)，揭露批评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使人在对照中受到些启发教育。然而，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文中所列举的14种表现，并非都是阿Q。
当然，有些表现，确与阿Q那小子惟妙惟肖。但其中也很有几种表现，与阿Q不沾边，而明显是其它性质的事。有的属于诙谐调侃。例如，“老公是个穷光蛋的女同事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再如，“怕老婆的男同事说：‘有人管着好呀，啥事都不用操心。”’这样一说，哈哈一笑，可以冲淡心中的压力和不快。不然，又能怎样?总不该一天到晚垂头丧气、吃不好睡不着，或吵吵闹闹、离婚散伙吧!有的属于自我激励。例如，“‘白马王子’求爱遭到拒绝后念叨一句话：‘天涯何处无芳草。”’遇到挫折而能正确对待，不灰心，不却步，方向明，意志坚，无疑会为今后的成功奠定良好的基础。这有什么不好?也有的属于辩证地看问题。例如，“这次没被领导提拔的人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难道不是吗?有的贪官，刚提拔了一批自己的“圈里人”，不久就东窗事发，致使被提拔者不得不作“猢狲散”状，被群众指着鼻子唾骂不止。如此看，没被提拔的人，显然不是祸，而是福。
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处于奴隶地位，面对欺凌压榨，不作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和反抗，却在幻想中自欺、自傲和自足，自我麻醉，消极而没有意义。而上述诙谐调侃、自我激励以及辩证地看问题，都带有积极进取色彩，怎能与刚的精神胜利法相提并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