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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暑假的时候，一辆三轮车把我全部的家当拉到了北斋。
       北斋，解放前是老中山大学的教授宿舍，曾是名人荟萃之地。只是时光走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她已风光不再。除了居住着仅有的几位老教授外，大多是当年老教授的后代，当然也有像我这种与名人无关的闲杂人，借着“文革”的混乱，挤进了这曾经的风水宝地。
       我家隔壁是北斋26号，住着一位老教授和她的妻子。这一对白发“夫妻”，约有六七十岁了。说是夫妻，其实是两位老太太。她们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剪的短分头，一个留着齐耳发。听说她们是在解放前经过正式的仪式结了婚的，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几十年了。
       “丈夫”姓冯，脑中风后遗症使她行动不能自如，口齿不清，神情呆滞，白白胖胖，常常被妻子搀扶到轮椅上。推到院里晒太阳。别看她现在是个废人，当年可是中山大学的体育教师，从她那张四方脸上，还能看到年轻时男子汉似的英气。
       妻子姓李，干净利落，手脚勤快，里外一把手，除了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给“丈夫”洗头洗澡，每天还要把“丈夫”因失禁弄脏的被褥拿到太阳底下晾晒。虽说人长得精瘦，但相貌端正，年轻时也该是小家碧玉一个。退休前她是个护士，难怪能把瘫子和有一个瘫子的家收拾得干干净净。
       院里的街坊邻居都称呼她们为冯老师、李老师，表面是极尊重的。其实骨子里多多少少都会藏有一种轻视。人们极渴望打探她俩的隐私，却又无从了解。她们深知这一点，夫妻俩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张扬，不惹事，以求平平安安地度过风烛残年。
       北斋的孩子里有个别调皮捣蛋的家伙，把冯老师称作“阴阳人”，那时候中国大地上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其实说的这个别孩子，主要是一个小姑娘，调皮捣蛋得没了谱，爬树上房，掐花折枝，野得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而她最热衷的，莫过于放鞭炮了，尤其是在26号门前放。
       冯老师瘫了以后，不知怎么就落下了一个怕响声的毛病，一声鞭炮响，能把她吓得半死。每年春节，李老师都要把她藏得严严实实，不让她出门，生怕鞭炮吓着她。可就是这么防着躲着，也躲不过那小姑娘的鞭炮。每回悄悄地在26号门前、窗外点燃了引子，一溜烟躲藏起来，静等鞭炮炸响，那时正是那小姑娘最兴奋的时候。
       对这种恶作剧，夫妻俩只能采取躲避的办法，紧闭门窗，却不敢对小孩子表示一点点的不满。
       几年后，“丈夫”病故了。“丈夫”弃世不久，妻子也追随她而去。她们没有孩子，也少有亲戚来访，这一走，她们与人世间的所有联系，就像一缕轻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致使她们冲破世俗观念，顶着压力，排除万难，决然走到一起，做出这惊世骇俗的事，已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了。或许这里面有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催人泪下；或许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她们原本就相爱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一路扶持，不离不弃，让我不解，也让我感动。
       上世纪70年代初的我，就已经对同性恋给予了最大的理解和宽容，这种宽容，或许正是来自于北斋26号的冯老师和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