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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曾有个心理学研究小组，为搞一项调研，去了医院的妇科产房。太奇怪了！这个连孩子爸爸也不能随便走动的地方，去那里搞什么名堂？没什么大名堂，只是有个小结论：在医院产房这个地方，好消息传得快；如果一个健康的孩子出生了，护士就会怀抱婴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产后的母亲以及那些产房外面急等消息的父亲。然而，一旦发现了某个孩子身上有残疾，谁也不忍心传递这个坏消息了，所以，坏消息通常比好消息慢了几拍。
       严格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重大研究成果，在心理学研究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岂不是小菜一碟，但我喜欢这项研究发现，我喜欢像医院产房这类地方，好消息比坏消息传递得快。如今，打开电视或者报纸，我们总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飞机坠地或火车相撞，战火纷飞中的残肢断体，大地震，大海啸，灾难性信息是以光速来传递的，而好消息不仅少，通常还会慢几拍。当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新华社在报道这个灾难性新闻时抢了头功，据说，比全球各大通讯社快了几秒，很沾沾自喜了一番。但是，快了几秒又能怎样呢？
       除此之外，每天获悉的一些糟糕透顶的“科学新发现”，也是让人吃不了兜着走的东西。这也不能用了，那也不能吃了，生活方式得改变了，可是没过多久，这些“科学新发现”又杀了一个回马枪，又得出了许多截然相反的结论，弄得我们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或者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在互联网上，坏消息点击率总是很高，而好消息问津的人很少。仿佛坏消息生来就有翅膀，好消息沉沉地飞不起来。如果有谁不相信这个事实，你打开电视看一看新闻，或者随便打开一张当天的报纸，掰着手指或者用计算器计算一下，看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数量惊人。美国有个叫拉斯普贝利的专栏作家，在谈到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现状时说：“全是一些呜呼哀哉的东西，听到坏消息我们都感到极大的惬意，我们上瘾了。”
       是的，我们简直是上瘾了，受其影响，我们已心态失衡，失去了自我判断。有人总是对坏消息信以为真，对好消息心生疑问，亚洲人赌博成性，非洲艾滋病泛滥，而美洲和欧洲也不是什么好鸟，这里世风日下，那里人心不古，一说起商人来，都是奸商，一说起贪官来，当官的没几个好人，这种例子一抓一大把，而得了坏消息综合征的人呢？也是一抓一大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不是说要封锁坏消息，让媒体报喜不报忧，灾难性新闻可以让我们预警，阴暗面可以让我们认清邪恶和黑暗，以便在攻击邪恶和黑暗时毫不留情，但我们也要腾出时间为善行鼓掌，为光明喝彩。这也就是美国作家富尔姆说的：“我们是否应该听一些好消息来改变一下我们的心情。”
       我常常想，今天马拉松长跑这项运动，是为纪念当年那跑回雅典累死了的士兵什么呢？是为他前面那句“我们胜利了”、还是为他后面那句“战争结束了”呢？我想，还是为“战争结束了”这句话的成分多一些。而作为我们每个人，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是该为医院产房的方式高兴呢？还是为新闻报道那快了的几秒拍红手掌。虽然我们没办法控制坏消息的速度，但我们可以这么想，当我们老了、生命终结了，别让我们嘴唇最后吐露的仍是一个坏消息，这是一个朴素的愿望，但问题是，我们必须马上做，从现在就开始做起，你说不是吗？
       （王春桃摘自《杂文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