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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创作巨幅画作《吕西普斯的女儿被抢劫》、《甘尔迈斯》、《农民舞蹈》等闻名于世的比利时大画家鲁本斯，是欧洲油画史上开创绘画新风格的一代宗师，但国内外一些艺术评论家对其却多所诟病，指责处不外有二：他既是卑躬屈膝的廷臣，又是惯于讨价还价的商人。
       艺术家或为谋求艺术事业的发展，或为赢得世俗的地位与荣誉，或为获取金钱与享受，托庇于权贵财阀门下，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正像鲁本斯把自己奉献给了欧洲宫廷的外交活动，将大量宝贵的时间消耗于旅行和游历，去完成一些与自己从事的艺术风马牛不相及的微妙使命一样。生于鲁氏之前的达·芬奇，也从不吝惜时间，以满足显贵们的怪癖，为盛大节日发明一些稀奇古怪、赏心悦目的玩意儿，有时甚至发明用于进行战争的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而生于鲁氏之后的歌德，则不仅长久任职于魏玛宫廷，甚至还直接肩负招募和装备新兵、监督毛织品生产、调查国内地质状况、组织木材贸易、改进消防制度等世俗事务。人们今天在赏读达·芬奇、鲁本斯、歌德的作品时，想到他们生前竟做了那么多与自己一生主流事业不谐和的事情，难免会禁不住喟叹，如果他们在人生之途中能始终并力一向，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或许会更加辉煌吧!可是，话又说回来，面对这些人类精神巨子为世界文明业已作出的惊人贡献，我们又怎能向他们再过多地要求什么呢?
       至于听人指斥鲁本斯是惯于讨价还价的商人，过去由于没有见到例证，未敢妄作评议。近日，读到鲁氏给自己艺术保护人的一封谈画作的信，据举证者说，从中可窥见鲁氏生产和出卖画作的“生意经”，特将此信引述如下，让事实说话：
       《被锁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上面有一只神鹰在啄食他的肝脏。我的原作，神鹰是助手辛德斯所画，价500弗洛冷。《丹尼尔在群狮中》，我的原作，600弗洛冷。《豹》，写生画，森林之神及仙女，我的原作，由一位工于风景的艺术家补景，600弗洛冷。《最后的审判》，由我的一位学生起稿，由于此画尚未完成，我得亲手润色，故亦可视为我的原作，价1200弗洛冷。《男扮女装的阿基里斯神》，由我最好的学生绘制，经我亲自润色全画，十分悦目动人，画上有很多风姿卓越的妙龄女郎，600弗洛冷。
       平心而论，读过这封信后，我的总体感觉是：鲁氏于自己作品的评价是取客观描述性态度的，尤其是介绍作品合作部分的文字十分细致，对于买画者来说，这是极其公平的。愚钝如我者，实在从中看不出透过指斥者鄙夷口吻而令人必然想象出的奸商行径，所见到的只是一位深谙如何通过向社会公正地推介自己的艺术成果，以更好地维护自己艺术权益的聪慧艺术家的形象。
       由此，我不禁想到曾读过的中国大画家张大干1929年制于上海的一张鬻卖书画的“润笔单”来。张大干的润格，只有对尺幅与银两关系的枯燥展示，而丝毫没有涉及画面内容的说明。与上述的鲁氏那封信相比较，用一句目下流行的话语来评论，则是：这份“润笔单”“实在缺乏一种以诚待人的亲和力。”在大干画师的故乡四川，有则谚语说得很形象：“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不知当年循此《画例》前去订画者，交银取画后，是否生发过这种“买白猫、得黑猫”的感慨?
       顺便说上一句，此公还是一位乐此不疲的赝品制作者，据对张大干研究颇为用心的包立民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张大干赖以生存的看家本领，还不是靠鬻自己的画，而是靠卖假画。他当时的名气，也主要在卖假画上。”至于谈到张氏成名后为什么还要做假画的问题，包立民坦言：“主要怕还是为了钱。众所周知，张大干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惯了的人，经常寅支卯粮，身无分文，有时或为了收藏，或为了购置山石花木园林房屋急需用钱。只得做大名头的假画。”并且，他的禀性中还有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缺陷，即当人家买到他的赝品，误作古代名家真迹而兴奋地邀集友朋赏玩时，他常常还要赶去，在稠人广众面前，指出这幅假画是他造的，以显示自己的高明，却根本不管将买主置于如何尴尬的地步。
       即从这一点来看，我对鲁本斯又平添了一层好感。最起码，他没有像张大干那样，极无职业道德地售给你一张赝品后，还理直气壮地指责你太缺乏眼力。
       [选自《合肥晚报》2006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