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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曾经说过，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其所以是“最可怕的势力”，一是它形成的历史“悠久”，要治这些行为的积弊一朝一夕难以奏效；二是它不是少数人的沉疴，它在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中习以为常。人们稍对社会作一个粗略的观察，诸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穿马路、破坏绿化等陋习并不鲜见。
       笔者有位朋友从澳大利亚讲学归来，谈见闻时说了一则令国人汗颜的轶事：墨尔本一家宾馆大堂里立着垃圾桶，桶分两层，下面扔废物，上面一层铺着细沙，用来掐灭烟蒂。中国人现在来澳大利亚旅游的很多，但中国人进出宾馆，路过垃圾桶时，习惯地一“呸”，就将痰吐到那一层细沙上了，而且吐得东一处西一处，黏糊糊地挂在桶的边沿。主人于是写了中文标牌赫然贴到墙上：“请不要往里吐痰!”外国人不是不吐痰，但他们吐在纸上，再把纸揉好，扔进桶的下面一层，如此而已。这样的举动并不需要多么高难度的理解力，更无需任何技巧，却被我们忽视了。为什么只用中文书写而不用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书写这样的标牌?是特意针对中国人的吗?是的!这不是有意贬损中国人吗?那倒未必。人家回答得很有道理：是啊，就你们一些中国游客不懂最起码的公共道德，随便乱扔垃圾随地吐痰呀!其实，这并不是人家有意要鄙视中国人，往往是我们自己大不自重，是国人的陋习无形中将自己降到了让人瞧不起的地步，这不仅贬损了国人的人格，也使一个国家的形象多少受到了点影响。
       在国内的公共场所，针对国人的陋习，善意的提醒比比皆是：公交车上的“请给老人、孕妇让座”，银行里的“请在黄线外等候”，马路边的“请勿随地吐痰”，“请不要随地大小便”，等等。这些善意的提醒也许有些警世劝诫的意义，但它的作用却极其有限。不是吗?在“禁止吸烟”的标牌旁照样有烟民在过瘾；在垃圾桶四周依然散落着易拉罐、香蕉皮、废纸屑；厕所内尽管有“便后请冲水”的告示，但仍是粪便横流，臭气熏天……由此可见，力除国人的陋习，提升国人的素质不能止于善意的提醒。
       那么，治理陋习，我们还有什么高招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的严刑峻法在世界上确实可谓独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据说，在地上扔一个烟头，罚款一千新元，相当于普通人一个月的收入，还要罚到公共场所劳动几个小时，记者拍照，登在报纸上，让其难以见人。笔者近读李光耀自传，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讲他主政时如何治理国人陋习的。他说，新加坡人文化低，需要严格训练。就像宠物，必须严格训练，训练好了，它自己就知道到外边拉屎撒尿了，那时候就不必用严峻的法律去规范它了。这里，他强调了法律的教育和教化作用。李光耀说得在理!人其实在生理方面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不加以训练和调整，其行为必然表现出许多动物的本性来。怎样调教?法律是一个最重要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新加坡人养成了守法的习惯，社会秩序、经济秩序都良好。道德水平提高了，物质文明也跟上来了。
       近日媒体披露消息，包括“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不破坏绿化”在内的“七不”规范终于进入了上海市人大的立法程序。有人主张治理陋习应靠道德教化，声称为“七不”规范立法是“现代文明的悲哀”。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古人云：“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不拘小节，行为中常有陋习，势必会累及自己的品行。其实，“七不”的每一条固然是最基本的公共道德，是每个人从懂事开始就应该像吃饭睡觉一样养成的自然习惯。时下，既然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把公共道德置之脑后，随意损害全体公民的生存环境，那就应该施重典加以制止和约束。道德教化和法律约束本来就是现代文明的两个支撑点，不可或缺。重要的是法律制订后，一定要切实执行，有关部门应克服“法不责众”的思想，通过严格执法，来营造良好的市民习惯和社会风气。以法律为主导，再辅以道德教育，那么，那些城市交通、公共卫生、旅游景点等公共领域的常见陋习才会日渐敛迹，直至根除。
       [选自《上海法治报》2006年6月14日／刘《呸呸呸，不让在外面吐，我在家里吐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