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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少年，他和他鲜艳剔透的感觉刚刚离开。我小院子的门，还在忽闪。
       少年从内地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高。就在深圳这种喧嚣炎热的环境中长大。一直长到了17岁。七八年前，我认识他父母的时候，他正在住宅区西北角一片芜杂的茅草中飞跑着，扑着青绿的秋蚂蚱。
       这中间，横着穿过了持久的高温和吵闹、升迁和陨落。石头水泥都没有变。只是生命们，衰老着，新生着，频繁交替，改换着脸面。
       春节前几天，我的门被拍响。一个细高的少年，站在污浊朦胧的淡弱阳光之下。他从耳朵里取出耳机的两条黑细的线，弯下腰解着黑的鞋带。我不能想到，当年捉虫的孩子长到了门楣。晒的是深圳的太阳？吃的是深圳的食物？他问我：什么是职业？
       职业？一个人付出了时间和劳动，换取报酬的方式啊。
       他又问：现在这报酬就是指钱吗？
       差不多。我回答得相当含糊，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他说：职业是可以不计报酬的。这报酬完全可以是别的。比如快乐本身。比如我，将来要做一个摇滚歌手，这就是我选定的职业！不管我爸爸妈妈怎么反对。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幸福代替我的幸福。我这一生绝不像他们，平庸、单调地活着。当个摇滚歌手，灯光刷地打在你身上。台下的人像海潮涌起一样为你疯狂，不比赚钱更神圣吗？那种一呼百应、千应、万应的辉煌，不值得一个人为它付出终生的代价吗？
       一个人可以怀疑一切，断不可以怀疑一个人17岁时候的理想。我定睛地看着这个进了门以后，连茶水都不喝的少年。
       少年走的时候，天空开始透明。原来消失了的树影们，突然又出现在绿地上。少年说走便走，他反正也不会寒暄，不回头地站起来就走回世界中，带着他心里那些有光芒的幻想。其实，天空的晴朗和暗淡，与人无关，它不能浸透到人的内部。
       完全可能，他的幻想破灭。他赤手空拳，他徒有热情，最终共鸣寥寥。但是，他的抉择，使我看到了另一种只萌生于人内心深处的永动力。
       艺术的不灭绝，像泉。无论海里，湖里，山里，都有它源源涌出。艺术是活的，它使一代代的人们看到，它是一颗比玉莲之籽还旺盛不衰的坚果。它对外在的环境绝无要求。它要生长，它自己就发生了，正像那已经走远到人群之海的少年之心。
       我们的17岁是无可选择的。我们唱京剧。我们爱军帽。我们同情整个地球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年代，这么快就成了舞台荒诞剧。旧的痛苦，现在开始被不断变形地描述、强调、夸张和演绎。
       然而，很少有人留意到，正在人们摆弄旧年代西洋镜的同时，一个更加无可选择、无力抗拒的年代正在潜滋暗长。孩子们自然而然地从会走路到会唱歌，由新的风雨裹挟来的激动、疼痛、荒谬、纷乱和强暴，还没有人去正视与回味。人们似乎正自觉自愿地为它经受艰辛，强暴年华。
       终于有另外的。他活着，就挑战潮流。这样的人在任何年代、任何地域都会出生。
       对于公众来说，他背离群体，主动地选择了“放逐人格”。
       这种放逐，完全不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有超过千万的青年，被强行散布到落后偏远的农村去。这是另一种心的放逐。
       没有人遣送，没有人驱使。在深圳，终于也有细高的影子，自己走出喧闹，向着漫漫无际的荒凉，向着他内心的那束初光。我终于看见了我以后的人，在我以后应该出现的人。
       晚上，少年的父母打电话来。他们生怕生下一个露宿街头的儿子。我清楚，我正站在“异端”的一方，站在未来不可测的这一边。但是，我要措辞婉转。我先说，你家里真的出了个好孩子……
       （平珠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