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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君子是君子，小人是小人，井水不犯河水，可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现实生活中固然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况，即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不容于君子，可是更多的时候是君子的身旁总有小人陪伴，有些君子最终被小人算计。比如王安石与吕惠卿、鲁迅与高长虹、胡风与舒芜，都演出过一段君子与小人之间的恩怨情仇。
       君子欲成就一番事业，头等大事就是选人。选用什么样的人，直接决定了事业的成败。王安石为了变法，当然要有自己的左膀右臂，他的左膀右臂是谁呢?一个是吕惠卿，另一个是韩绛。这吕惠卿一开始很得王安石赏识，“事无大小必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其笔。”后来王安石受陷害被贬，还力荐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以保障新法的继续实施。吕惠卿大权独揽以后，郑侠、冯京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上疏指责吕惠卿任用朋奸，上下壅蔽，结果都被吕惠卿治了罪。史书上说：“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这就有点过了，王安国和你过不去，你治王安国的罪也就是了，凭什么和王安石这一大家子过不去?王安石再度出相，不愧是君子，居然和吕惠卿继续共事。此时的吕惠卿却极力排挤王安石，终于使出了小人伎俩——把王安石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呈给了皇上，并诬陷王安石参与谋反。王安石在写这些信的时候，出于对吕惠卿的信任，曾经写下“无使上知”(不要让皇上知道)的字样。这是有欺君之嫌的，结果王安石再度辞职，退到金陵做他的半山老人去了。直到此时，他才深悔自己被吕惠卿所误，经常写“福建子”三个字(因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聪明如王安石，为什么还会被吕惠卿这样的小人蒙蔽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君子不仅爱才，也爱听好话，一旦遇到有才而又会逢迎拍马的小人，他们往往就会失去判断，以至于看走了眼，等到后悔时已经晚了。
       从史书记载来看，这吕惠卿官运并不顾，也是被贬来贬去，即使在章惇、曾布、蔡京等人当权的时候，也没人敢起用他。看来，不光是君子怕小人，连小人也怕小人。其实道理很简单，谁不怕被出卖呢?
       鲁迅先生是一个深刻的思想家，他识人很准，但偶尔也会看走眼，所以他周围绝大多数是真正的朋友，只有少数小人在短时间内围拢过他，有的竞沦落为汉奸。这一方面在于小人大多会伪装，在鲁迅面前，他们只展示自己好的一面；另一个原因在于人会变，此时还像个君子，后来随情势的变化而竟变成了小人；第三个原因是君子都善良，虽然鲁迅说自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其实他与人交往时，更多的是看取别人好的一面。和对待所有青年一样，鲁迅先生对高长虹也是奖掖有加，他为这名山西青年编校《心的探险》一书时，夜间竞累得吐了血。可是后来，因为《莽原》编辑韦素园不登向培良的一个剧本，因为开明书店拒绝出版他编的期刊，他就疑心是鲁迅先生说了坏话，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他暗恋许广平却被鲁迅先生“抢走”，高长虹一下子撕破脸皮，大骂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是精神堕落的“世故老人”。在《鲁迅梦为皇太子》一文中，他写下了如此恶毒的文字：“鲁迅梦为皇太子，醒了时，笑了，却仍假装在梦中。天才曰：糊涂虫!鲁迅梦为思想界权威者，醒了时，则然‘狗’也。于是而用捣鬼与造谣而假装其有权威者。”
       能写下这等文字的人，会是一个君子吗?所以我们实在要感谢白纸黑字，它们在无意间为后人留下了评判的依据。
       至于胡风与舒芜之间的书信事件，到现在还有人在辩来辩去，好像冤枉了舒芜似的。舒芜本人的说法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他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题目，叶遥为了核实文章中所引用胡风信件的原文，向舒芜借信去校对，他就借出去了。他认为，“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词的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晓风、晓谷、晓山整理辑注的《胡风致舒芜书信选》的注文中，有如下一段：“应该指出，舒芜要利用胡风这些信件，是存心已久的。据梅志回忆，1954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聂绀弩和何剑熏曾带着舒芜来胡风家。出于对舒芜所作所为的愤慨，胡风大声喝斥说：‘老聂，我这家里可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来的!’弄得聂很尴尬地带舒芜离去了。过了几天，聂绀弩夫人周颍来胡风家，告诉胡风和梅志，事后舒芜曾悻悻地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聂绀弩吓了一跳，连忙劝解，试图让舒芜打消此念。”
       首先，我承认舒芜是“借出去”而不是“交上去”，但有几点他难以自圆其说：一、有必要借出去一百多封信吗?二、此前，他对聂绀弩说：“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这仅仅是气头上的话吗?三、在借出信的那一刻，他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卖友求荣的意思?
       更早以前，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吕荧和路翎的名字。在第一篇文章中，他一开头这样写道：“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府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讲义的最后一章，当做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轻描淡写地讲它几句。受了这种恶劣影响的某些学生，也是至今还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做一篇仅供写作时随便翻翻的‘参考文件’。”
       联系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舒芜的这一系列表演够厚道吗?称其为小人而不称刽子手，难道不是对他的抬举吗?
       在这三个案例中，我注意到王安石和胡风都中箭落马，而鲁迅先生却可以在小说《奔月》中把逢蒙写成高长虹，调笑耍弄一番。这让我看到了对待小人的唯一对策：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否则，如果这世上永远是小人得志，我们对得起谁呢?
       [马静荐自《教师报》2006年5月10日／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