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阅读印象中，从周秦到明清，官场上的贪污分子象割也割不完的毒瘤，又如同冒着枪林弹雨冲锋的战士，一排排地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前仆后继，一浪接着一浪，一代跟着一代，成为中国官场上一道永恒的“风景线”。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有史作证：
唐代巨贪元载，代宗李豫抄他的家，竟查出调味品胡椒800石，总量约合60吨，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谁也弄不懂他收藏这吃不完、用不尽、卖不出、无它用的香料干什么?最后死时，他连一粒胡椒也带不到阴间去。
宋代巨贪蔡京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贪官，抄家时发现其家有三间大屋子，从地下一直堆到房梁，装满了他爱吃的黄雀酢，即使他转世投胎二百次也食用不尽。
明代是一个出贪官的朝代，尽管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得了天下的朱皇帝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但还是出了刘瑾、严嵩、严世蕃等大贪官。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25万公斤。《
明史》称：从大贪官严嵩、严世蕃家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万余两，其它珍宝所值又数百万”。
清代巨贪当推“和砷跌到，嘉庆吃饱”的那个和砷，他贪污八亿两银子，相当于朝廷十年的收入。甲午、庚子两次偿金总额，仅和砷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
从这些贪官的兴亡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因为他们一有权，二有保护伞，三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四有愈陷愈深的侥幸投机心理，五有最容易滋生贪污腐败的王朝体制，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官场上臭名昭著的贪污犯。
我记得柏杨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中国专制体制下的帝王，是世界上危险感最大的人。对野心家的恐惧心理，助长了一种对中国伤害最大的贪污罪行，贪污在中国数千年不能绝迹，而在大黑暗时代尤其无孔不入，原因之一就是帝王在有意培养它，当愤怒的人群控告某一有权人物贪污暴虐时，帝王往往暗自高兴，认为手握大权的人一旦把注意力用在贪污上，他就再不会有坐金銮殿那种野心。”
王文元在《变与不变——中国历史之所命》一文中，对统治者容忍贪污的论述更为精辟：贪污是中国历史上永恒的“风景线”，原因就在于鼓励、刺激贪污的吏治是不变的。贪污是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一种必要机制。对统治者来说，它的作用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让所有的官吏都有把柄可抓，促其服服帖帖，唯命是从；转移老百姓对最高统治者的怨恨，让老百姓把怨恨都撒在“贪官污吏”身上；让所有的官吏都死心塌地踏上最高统治者的战船，同舟共济。
两人说出了同样一个道理：专制体制是官吏贪污的根源，专制体制不除，贪污现象便不会绝迹。
然而，封建专制制度推翻后的新中国，贪污受贿的官员并没有绝迹，如刘青山、张子善、胡建学、慕绥新、李真、成克杰、胡长清等等，大有“欲与古人试比高”，前仆后继，“踏着先人的血迹”前进的“凛然之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真应了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的那句话：久握权力，必至腐化!
我真不敢再往下想。
[黄海荐自《精美短文阅读》／子昌伟图《雪花飘飘年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