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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师法》颁布实施七周年座谈会上，医生代表纷纷“大吐苦水”，称目前“暴力索赔”方式已严重影响医院正常秩序，甚至还衍生出一种专门帮患者家属“讨钱”的新职业。
       我看了该报道不禁哑然失笑：围堵医院殴打医护人员会影响医患关系的和谐，这还用说吗?然而哪是因哪是果，这话却是倒着说的，不痴不呆的人都明白正是医患关系很不和谐了才出现“暴力索赔”的现象。
       病患家属向医院“讨钱”，并非院方“明码实价”欠他们多少钱，他们讨的实际上是“公道”，索要的是院方的“赔偿”；双方的争执就在于，患者医疗效果不好或者死在医院，医院该不该负责，或该负多大的责任。这可不是一目了然的。从前，人们一般相信院方的结论，因为他们比较信任医生的医德，也比较相信刷着“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大标语的医院的公正。如今，有的医生拿回扣、收红包早已不是新闻；把手术钳或纱布留在病人体内亦非海外奇谈；至于医院的所谓“产业化”向钱看更是尽人皆知的生活现实。在这种情势下，还要患者及家属五条件信服医生与医院是一派仁心仁术，那自然跟缘木求鱼差不多同样困难。
       广州市儿童医院的负责人说，现在医院的停尸房、出院处周围，经常有人出没，一看到有患者家属哭着出来，就上前“拉生意”，询问要不要帮忙“索赔”；他们负责“召集”人手，每天以50至100元的价格雇用一些所谓的“家属”，在医院静坐、派传单、甚至围攻医生。这套搞法显然是跟“讨债公司”学的，或者说“讨债公司”投胎转世。“经营者”固然是以歪门邪道谋财，但你不能不承认他们有“市场眼光”，看到“商机”的存在。我们知道“讨债公司”走的是介于黑白两道之间的“灰色道路”，轻易不用绑架人质的绝对犯罪手段，而是与债主达成委托与受托关系，通常用“只说不练”的威慑手段达到逼欠债人屈服的目的。“讨债公司”不能合法存在，那些人或洗手不干，或干脆做了绑匪、杀手。现在他们从医患紧张关系中闻到了新“商机”。
       不必讳言，农民工被迫以所谓的“跳楼秀”等方式讨薪，是劳动监察部门和工会的耻辱；“讨债公司”的应运而生，是不是某些法院的耻辱?人们发生了债务纠纷，本来该上法院求公道，可是一些法院的判决往往“打白条”，债主(即苦主)才不得不以大比例分成的方式求助于原始的“讨债公司”。
       那么，患者家属出钱雇人冒充“家属”仰仗暴力讨公道，是谁之耻?我想，经营假冒“家属”讨钱的那些人是可耻的，病人及家属若想借机敲诈也很可鄙，这都是不言自明的；而从根本上说，这需要医院与法院自省。道理很简单，院方要自省，为何医生与医院如今的社会信用度那么低；法院要自省，医患之间若争执不下，本来应该以听从法庭裁判为最后解决途径，可是患者及家属却不屑诉诸法院，这能用一句他们“法律意识”不强就一推二六五了吗?
       试想，你若怀疑你的亲友没有得到尽责的治疗，你去询问主治大夫或院方负责人，他们欺你没有专业知识，生硬地用几句话打发你，或者傲慢地推三阻四迟迟不给答复，乃至仗势欺人请你“去告吧”，你会作何感想?他知道你是以一己之力对一家财力远大过你的医院，你知道告到法院还得请他们的医道同行来做鉴定，而且某些法院又通常偏向姓“公”的……在这样的强弱之势下，你若坚持要讨“公道”，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博弈手段，还会没有一丝犹豫吗?
       针对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加强对医务人员的医疗纠纷防范知识教育，院方积极寻求公安部门的配合维持医院正常秩序、制止“搞事”，都是必需的。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改进公立医院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宗旨，重新取得广大民众对医院与医生的信任(再说一遍，“搞事”者的放肆是看准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医生的不信任不同情)，并使医疗纠纷司法裁判制度有更高社会信任度。
       [英超荐自《讽刺与幽默》2006年6月30日／苏 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