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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0分或是100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100分或0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夜宵、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一位学生说：“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生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20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们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说：
       “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您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3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踱一踱地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大学教育，可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赵子摘自《星洲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