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还记幸》（以下简称《珠》）一九八五年五月由三联书店初版印行以后，迄今已经过去整整二十个年头了，一直没有重印的消息。慨自“读图时代”兴起以来，才陆续有几家出版社提议重版此书，并提出种种编排处理方案。不是我不想叨光吹来的这股春风，其实是考虑这本小书并无一张图片，有的只不过是一束写着字的纸片，怕够不上图文书的资格，不敢滥竽充数，因此一直没有应声。图文书是开国以来出版物的弱项，现在曙光初现，一扫过去寂寞空疏的局面，正是值得举双手欢迎的大好事，但图文书这玩意儿实在并非可以轻易着手的事物。前些时我印过一本《黄裳序跋》，编者自行删去了几篇较长的考订文字，腾出篇幅填上大量图片，相关和不相干的，打扮得花枝招展，就像大观园中的刘姥姥，经鸳鸯、凤姐打扮，插了满头花朵一样。刘姥姥心里明白这是捉弄她，但只能强颜欢笑地凑趣，共同演出这场闹剧，其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并予同情的。我不是刘姥姥，只得坦率地说出我被打扮后的不舒服来。这是我与图文书的第一场失败了的遭遇战。
说起图文书，在我国的出版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左图右史”的老话不必说了，以通俗文学而论，从元代开始就有了上图下文的通俗读物，到了明的中晚期，大量附有精美插图的小说、戏曲出现了，俨然成为一座高峰。施用之广也绝不限于俗文学，举凡医卜星相、山川地志、祠庙纪功、诗词画谱，无不以木刻插图为必要的附着物。施用之广，制作之精，可叹观止。一部《西厢记》，竟出现了几十种刻本,各附有精心结撰、美妙无比的插绘，争奇斗艳，蔚为大观。这同时也说明了受到读众热烈欢迎的程度。刊于杭州的《
水浒传》、《
金瓶梅》，都附有百幅左右的插图，在全世界的出版物中也是罕见的制作。在奉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只有晚出的《
红楼梦》运气最差，乾隆中出现的程高本，也有插图，但却是拙劣不堪的木刻画，对这部名著实在是一种侮辱。直至光绪中才刻出了改琦的《红楼梦图咏》四册，多少弥补了些许遗憾。直至今日，大小出版社无不奉曹雪芹为衣食父母，《
红楼梦》的异本迭出不穷。挖空心思，梳妆打扮，就能弄出一种新本，销量一直不衰，新本也就源源不断。同时为《
红楼梦》作图的“名手”也随之出现，可惜无论如何变换花样，还是逃不出改七芗的旧套，一人一图，宝钗一直在扑蝶，晴雯总是补裘，无一人别出心裁，取书中无数精妙场面，作全景式的描画。理想的图文本《
红楼梦》也一直陷入可望而不可即的状态，真是无可奈何。其实曹雪芹的文章俱在，读者读的是曹公的文字，而不是五花八门的插图或汇评……插图是重要的，但只能是文本的附着物，这是值得重视的第一点。
“五四”以还，作家自编文集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那就是将一个时期或一年、数年所作的文字，统统收拢在一起成集。二周如此，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也无不如此。凡一个时期所作所译，一览无余。看起来似乎庞杂无绪，但像古人的编年集似的，好处是说不尽的。叶、俞的《我们的六月》、《我们的七月》、《霜枫》等不必说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的别集则不仅收创作，连译文、日记、序、跋、演讲、考证、诗词、通信，文白不论，无所不收。俞平伯的两本散文就干脆以“杂拌儿”命名，鲁迅的文集甚至连北洋政府密件的通缉名单也以“大衍发微”为题发表了。难怪吧儿们也说鲁迅杂文集的一条长长的尾巴最好看，指的就是篇末的“后记”。当然，在这些杂七杂八中，杂文是占着重要位置的。这种编法的好处是，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当时的处境、心情，从而能更深刻清晰地了解作者及其作品，可惜这样编文集的风气已经逐渐沦没，极少见到了。
旧本《珠》为什么要将《张奚若与邓叔存》列为首篇？除了它涉及了收集名家墨迹，可以看出全书主体产生的因由以外，主要还是为纪念亡友静远。特别是写到静远替我取得胡适题字的一节。从中可以看出北大传统的风习在当时依然存在，学生可以径自跑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辩论，并请求题字。胡适的气度作风，我用了拳师对阵的譬喻，想想还不如说是禅师的机锋来得恰切，这就是胡适使用的带有他个人风格的战法。
旧本《珠还记幸》有一篇杂文《必胜》（今本已删），是为获得五连冠的女排姑娘们喝彩的。文章平平常常，与全书主体也没有关涉。可是想想，文章写于一九八三年七月，那正是三中全会开过，拨乱反正之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之时，那么杂文所传达的信息就不仅是对女排的喝彩，也是为胜利喝彩，为人民鼓劲。也许这里说得过于夸大了，但全书有此一篇，时代气息就显然可见了。这就是“杂编法”的好处。
一九八三年秋赴京之前，去看巴老。他嘱咐我一定要抽空到现代文学馆去看看，回沪后把见闻告诉他。那时是文学馆的草创初期，暂时借住在万寿寺。我设法借了一部车子去了一趟，见闻就写在《东单日记续篇》里。设备简陋，困难重重，那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工作之艰辛，看了使人感动。今天的文学馆之富丽堂皇，已成京师一处名胜，可是谁能想到草创时期是那般窘迫。作为馆史之一章，“日记”是多少留下了些微时代痕迹的。
在设计全书篇目时，曾经听到过一种意见，删去所有“多余”的篇目，保留主体“珠还”部分，只留下两篇《东单日记》作为尾声。初见此设计时不免吃惊，继而失笑。不知道这算怎样的编书体例。真不愧为大手笔，“芟尽枝叶，仅留本根”。不禁想起《牡丹亭》中杜丽娘小姐说的，“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好不凄伤人也。芟尽枝叶，只剩一株光杆牡丹，有何意趣。大约这就是极端“图文主义”的特色吧。
又有过一种意见，全部以图文部分为主，所有“无关”的文字都放在后面，有如“附录”。意在突出主干，避免“闲文”的“干扰”。
且试以《
红楼梦》中曹雪芹写贾政带领宝玉与众清客验收大观园一回为例，稍做比较研究。开了正门以后，“只见迎面一带翠嶂挡在前面”，看来这就不合“图文说”的要求开门见山的主张，“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才是。贾政的意见则是，翠嶂的作用正在这里，亏它挡在前面，否则一眼看遍全园景色，“则有何趣！”贾政虽然古板迂腐，不能不承认他的这番意见还是有道理的。
再说大观园的主要景点（或卖点），自然是被刘姥姥误认为“大雄宝殿”的“省亲别墅”，这是园中的主建筑，也是验收的重点，偏偏贾政没有仔细检查，只说了一句“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丽了些”便罢，戛然而止了。相反，对潇湘馆、蘅芜院、怡红院等处却细细观赏，评说甚详。后来写到元春临幸时，才不能不稍加点染，但使用的只是通常写景的套话，绝无情景交融的感情因素。曹雪芹没有兴趣向读者着力介绍重要景点（卖点），在安排、取舍、轻重上，他是采取了明显差别态度的。与今天编者的眼光确是大异其趣。
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前后，我在巴金家里看见他所藏的鲁迅先生《立此存照》的手稿，是当年在《中流》上发表后保存下来的，十分歆羡。同时也解开了许久以来心中的谜团。先生的文字中每每有“剪而贴之”字样出现，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看到手稿，才明白是用剪刀细心地从报纸上剪下，贴在手稿文字中间。这样做想来有两种好处。不必重抄那些“大文”，也可避免抄写错误。从手稿的仔细剪贴，精心勾画，可以想像先生夜深灯下工作的情景，即使是一篇短文，也绝不草率从事。想想那正是先生大病之后、逝世之前不久的笔墨，就更感到心情沉重了。巴金藏有两篇，慷慨地分了一篇给我。
鲁迅先生十分喜爱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自费印行了她的选集，委托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印刷事务。先生亲自设计封面、版式，并手书书前题字，雄劲朴茂，宛如古刻。我是在文生社的积稿中发现的，讨了回来。从此我就收藏着两幅鲁迅先生的手迹，珍惜不敢付裱。回想我收集作家手迹的计划，应该是从此时植根的。这两幅手迹后来都捐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了，其实《珠还记幸》应该由它们领头开卷才对。
主意既定，就开始动手。我买了几盒荣宝斋的诗笺，放在吴晗那里，由他和静远找人写字。吴晗的客人多，抓住机会就要他们写，有时还是“强迫”的，如费孝通、张东荪的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只有朱自清是我指名要求必得的。吴晗来信中曾说，“佩弦字今晨送来，附上。容元胎的当函促”。不料一年后，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接到吴晗的短信，只寥寥数语，“朱佩弦今午逝世，心境极不快，不多谈”。这就是当年我搜集作家手迹的实况。
浦江清的字，是托施蛰存为我要来的。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的章丹枫老师为我约来了贺昌群的字。这样的“代理人”真有不少。
我的努力有两次是失败了。吴晗送了纸去，但张奚若不肯写，还写了一封工整的信来道歉。不过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在上海，我托了靳以，他有一封信给我，“前托之件，现始办妥。萧乾不写字，此外均办到。又随笔涂一张，仍不佳。弃之可也”。其实靳以的字是写得不错的。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集，好几十本，封面都是他的手笔。他还替我向张充和求字，三十年后才写了寄来，这事说起来又有许多感慨。见《珠还记幸》中《宿诺》篇。
梁漱溟的字是我写信到重庆讨来的。记得他还用了一块闲章，“远离·颠倒·梦想”，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更值得慨叹的是，我贸然写信给在台湾教书的许寿裳和乔大壮。他们都是鲁迅的旧友。我请许写鲁迅诗，请乔写他曾为鲁迅写过的楹帖，集《离骚》句的“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自以为这想法很不错。两位老人不以后生的唐突为侮，不久都寄了字来。不曾料想，没有多久就听到许寿裳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字幅就成为遗墨。许案发生后，大壮先生就拒不进食，只是喝酒，不久回国，不忘宿约，把那两句集楚辞联写成条幅寄来，字写得丰腴萧飒，题款是“丁亥始秋大壮书于白下波外楼中”，还钤了几方印，毫无异状。不料此老也在一九四八年秋在潇潇暮雨中自沉于苏州梅村桥下，于是他的手迹也成了遗墨。
一次，在巴金家里遇见胡风。据过去读他的作品印象，应该是一位严肃得不苟言笑的评论家，而且“左”得可怕。想请他写字却不敢出口，怕这种“风雅行径”会遭到一通斥责。不料预想完全不对。他笑嘻嘻地接过了笺纸，没有多久就写好寄来了。这是我和他仅有的一面之缘。
周作人的钢笔手书诗稿，是我在南京老虎桥亲自看他写下的。后出多种“知堂诗集”皆未收入。俞平伯见之，曾评论曰：“周出近题画诗示客，已颇觉奇。句云，‘恰似乌台诗狱里，东坡风貌不寻常’，竟自比东坡，可谓奇中之奇，读之令人寡欢”（《暮年上娱》，526页）。
报馆封门后，在版面上制版发表的机会失掉了。手边的字幅却有了一大堆。闲时整理，在旧日记里有过记录。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日记有云：“至今日止，所收字共八十幅，书者五十六人。因有人写的不只一幅也。”解放初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时，我还沉得住气，没有想到检出俞、胡的书件销毁，心想来日方长，批判未已，如一一抽毁，势必抽光毁尽而后已。这样一直挨到“文革”，挺不下去了，终于将胡适写的那张字拣出烧掉了。最后是抄家，全部抄去，一张都不剩。
一九八二年春，这些纸片又奇迹似的回到我手中，零零落落，只剩下四分之一光景，用来夹存这些纸片的一大册《古逸丛书》本《梅花喜神谱》也不见了，我不知道它们在流浪中的命运，也猜不出它们经过怎样的甄别而终于放还。无论如何，总还是高兴的。于是就发兴整理，写题记，陆续发表，就是收进《珠》中的二十七篇。《珠还记幸》出版后，又续作了几篇，发表在《良友》画报上，后收入《春夜随笔》，现在连同别的几篇一起辑入新本《珠还记幸》中。
一九九八年家人重病，我素无积蓄，一时慌急无计，只好斥卖书物，急迫中就手边所存斥去，不遑细阅。身边长物，一时俱尽。幸而这一束纸片，因与《文集》底稿一起置于乱书堆下，因得留存。记得曾与病中的妻说及，彼此欣喜，以为大幸。回思往事，怆痛何亟。
六年后张充和写赠的《归去来辞》卷忽在拍卖场上出现，为友人董桥所得，重加精裱，以之见还，这又一次的“珠还”，真使我惭感交并，不敢言谢，记此以识不忘。
二十年前写《珠》书小引时，我曾说过“作者中已成‘古人’的，亦已居泰半”的话，今天这句旧话已不再适用。算来只有年逾百岁的巴金老人与杨绛、张充和两位老太太依然健在，也都年过九旬了。想想这些前辈师友不嫌一个年轻人的唐突、冒昧，热情为我写字的情谊，还有那些帮助我搜求书迹的死去的朋友，真想将这本劫余的小书尽可能印得精致些，用以纪念这番难忘的因缘。这就是我微薄但却真挚的愿望了。
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