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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法国历史。我向来是知之甚少的。对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我更是一无所知。但从陌生到熟悉。有时不过是一瞬间。一件事。甚至一句话，便拉近了人们之间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
       1976年，在爱克斯·昂·普罗旺斯，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一名叫做拉努奇的年轻人，被指控绑架了一名年龄很小的女孩，并将她残忍地杀害。在法国，绑架并杀害未成年儿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人们在愤怒地谴责杀人犯的同时，也对法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质疑。一时间政坛，学理界，舆论一片哗然。
       《解放的巴黎报》声称一定要严惩凶手，当时的司法部长也主张对其使用死刑，他用“法国害怕了”。来表明当时民众的震惊与愤怒。但当时还有另一股颇为强大的声音，巴黎的《震旦报》《费加罗报》纷纷撰文支持对拉努奇从轻发落，法国律师协会、法国反对死刑联盟、人权协会，也相继发表公告，要求拒绝对嫌疑犯使用死刑，这其中包括当时的著名作家、律师、人权专家罗贝尔·巴丹戴尔，他曾经因为写了本《为废除死刑而战》而闻名全世界。
       然而，法院还是毫无悬念地判决拉努奇死刑，并且法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拉努奇的上诉。案件的判决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与谴责。毕竟，即便是拉努奇犯了罪。他也不过是个21岁的青年，还有着改造和重新做人的机会，更何况此案还存在着不少的疑点。舆论的焦点一下子汇聚到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身上。因为，在法国，总统拥有着一项特殊的生杀大权，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可以行使特赦权。从而免除任何罪犯的死刑，且无须说明理由。
       这样一来，总统的特赦权便成了那些人权斗士们最后的希望，因为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一直以来都极力主张废除死刑。但出乎他们的意料，总统虽然远离法庭的激愤情绪，但在安静的办公室里，经过一番忖度之后，却反常地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对拉努奇执行死刑。
       很快，四年过去了。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妄加揣测：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总统思想的转变?直到后来，在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回忆录《权利与死亡》中，详细地记载了事情的经过，一切都缘于一封信。
       那封信是受害者的母亲寄给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信中并没有高深玄妙的理论，也没有华丽煽情的词藻，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请求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不要反对处决杀害她女儿的凶手，否则，她将永远不再相信司法。
       这是多么具有震撼力的一句呼唤与哀求啊。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回忆道：“这些话不是一种复仇的呼唤，但看到它们，我却深深思考着，这种抗议与请求加威胁，对法国意味着什么?于是，我决定让司法走自己的路子，我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他可以努力顶住舆论的压力，也并没有向激怒的民众低头。却向一位善良而无奈的母亲，妥协了。正因为这个先例，法国成了现今欧洲极少数仍然存在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也因此而背上了“刽子手”的称号。但也正因为这个先例，总统“挽留”住了一位母亲对于司法的信心与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