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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岁那年，她买了一张周游世界的机票，曾经是她学生的各国领事、商务代表在欧美各国的边境线上等候她，说：“我的老师要来了。”
       在香港作家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里，她开满昙花的阳台是与她素未谋面的董桥心向往之的地方。她说：“上帝爱我，让我在90岁时还能有这么好的生活。昙花开时。我通知你来看花。”她叫桂碧清。
       90岁的桂碧清一生没有一天停止过工作，但直到今天，她也从没放弃为自己做精致的一日三餐并莳弄花草。她每天都做祷告，但不看《圣经》，不上礼拜堂。
       七十多年前，她对一位即将离开她去求学，而希望与她保持通信关系的高年级男孩说：“没有必要写信，会记得的自然记得，要遗忘的自然遗忘。”四年后，她患了被医生判决会双目失明的眼疾，躺在床上，收到那个男孩打听到她二姐的地址转寄给她的信，懂得了自己一直是被人以自己所能接受的方式爱着。开始爱人时，却决定为了所爱的人的幸福，不要让得病的自己连累他。没有给这个心里惦记着的人回信，但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地址，她做了一本纪念刚刚去世的表妹的纪念册给男孩寄去。就在第二天，“七·七事变”爆发，那封信在烽火中不知辗转何方，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71年后的今天，老太太猜测，当年的男孩应该已经过世了。“我都90岁了。我一直觉得有这样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很好，真的在一起，也许以后遇到什么风波，反而不一定有这么好了。”爱是需要能力的，隔着七十多年的岁月烟云，她回望如昙花一现的往昔爱情时，依然看见它灿烂如昨昔。
       桂碧清与其说是代表了一条通向遍布传奇人生的幽径，不如说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度历史上的典雅开始与西洋的活泼相遇时，所影响的一代人精神的独特成长。
       4岁的时候，随当清华大学教授的父亲举家迁入中西文化交汇前沿的清华园，在圆明园里捡到很久以前的松树压在石头上、松针化成了石纹的化石。后来一家人搬到了北京城内的德王府。学儿童教育的她用类似教儿童的方法，从1940年开始教外国人学习中文，为自己赢得了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优裕生活。
       如果不是她自己亲口说，谁都想不到她已经90岁。她的右眼在“文革”后就已经失明。“我随时准备着彻底变瞎，但我很有信心好好地生活下去。”
       对她来说，最大的财富来自她内心所拥有的通达、平和。“我有个朋友，也没有结婚，她就一直觉得很难过，不高兴。我问她：‘你为什么不高兴?觉得自己生病时很痛苦、很可怜?可你想过没有。别人得到丈夫、儿女的照顾，曾经家庭付出了多少，投入了多少精力?’我没有付出过什么，就不期待回报，这很公平。”
       (郝英子摘自《东方早报)2006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