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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妻子都是旅行者，因此家里不订报纸杂志，订了也没法看。说来惭愧，我读的报刊大多是机场、码头随买随丢的那些刑侦破案读物，原来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后来发现那里刊登的许多案件实在好看。也曾自警是否阅读品位下降，但仔细一想又觉得未必。这些读物往往真实而又有吸引力，正可以比照我们许多文学作品的虚假而又令人厌倦；更重要的是，刑案是生活的极端状态，而极端状态总会集中社会神经的末梢，具有不少思考价值。
       你看手边正好有一份《法制文摘》，刊登了1997年8月1日在湖北省破获的一起绑票杀人案，读起来就很有意思。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8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而在去年下半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在旧案卷中看到了绑匪写的一张纸条，立即断定作案者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文化人，于是快速确定了侦查重点。
       那张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一切有文化素养的读者一定会赞成吴忠义先生的判断。看来写这张纸条的罪犯竭力想把句子所传达的信号简缩到最低限度，但他忘了越简缩越能反映文化功底。为了用寥寥数语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选择了以动词指引的最佳方式，动词又选了四个准确而不重复的单字，简直难于删改；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只能是古文修养的自然流露，要掩盖也掩盖不了。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破案是容易的，果然，罪犯是一名大学讲师。他的生命虽然罪恶，却已与文化长在一起，文化揭发了他。
       文人犯罪，屡见不鲜，现代的高智能犯罪也已层出不穷。但尽管如此，当我读到这张纸条时还是禁不住感叹一声：“太浪费了！”这样的文字用在这样的地方是浪费，这样的文字连接着这样的灵魂是浪费。
       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混杂。文化知识并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人格，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人，令人十分疑惑，不管他是否浑身书卷气，或者满头博士衔。
       唉，文化！
       （宋飔飏摘自《霜冷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