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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7月16日，我接到了西安一家媒体的笔会邀请。
       笔会一共是3天时间，主办者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前两天是座谈会，来自全国的作者相互交流一下，第三天由主办者安排景点观光游玩。
       第三天一大早，我从一份当地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很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目前其家人正在和医院交涉。凭自己多年的新闻敏感，意识到事件的背后可能还有故事。我和一位同来参加笔会的上海记者交换意见后，决定放弃当天的观光，去找一找那个孩子的家人。
       很幸运，在主办笔会的那家媒体的一位记者的帮助下，我们很快找到了位于咸阳某小区的那个孩子的家。那天，刚从有关部门回来的夫妻俩一脸的憔悴，看不出任何症状的孩子却安静地在家里的沙发上坐着看电视。
       没有多想，我对男主人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我伸出了右手——我想尽快进入角色，让气氛轻松一下。没想到，我首先看到了男主人的犹豫——对我伸出的表示热情的右手似乎不敢迎接；接着我看到了和我同行的两位记者的犹豫，他们站在门外，不停地打量着这家人的环境，似乎并没有想进来的意思。一瞬间，我明白了，他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压抑了他们的职业勇气。换句话说，他们对眼前这位和患艾滋病儿子朝夕相处的父亲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他们终于还是走进了那间屋子，选择了一个靠着窗户的地方拘束地坐了下来。那地方，离孩子，离孩子的父母很远。
       我就坐在男主人的面前，明显感觉到他的眼光和呼吸的回避。他没有给我们倒水，尽管我们满头大汗。我忽然心跳加速，我也感到了不安。我知道那同样是来自对艾滋病的恐惧。
       说实话，在找到孩子的家之前，我所想的只是这则新闻的价值，根本没有考虑艾滋病是什么？会怎么样？当然，我以前了解过关于艾滋病的情况，知道一般的接触不会被感染，但像今天这样的近距离接触还是第一次。
       气氛有些尴尬。孩子的父母局促地不停地在咳嗽，反复说着这样的话：热吧，今天太热。我说是啊，两位同行也回应：就是就是。虽然很尴尬，但我明显可以感觉到孩子的父母对我的好感，至少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一种信任。
       孩子一声不响，孩子的父母一声不响，大概在两分钟左右的沉默后，我忽然从心底涌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我要抱抱那个被人视为不吉祥的孩子。
       起身、走过去、我伸出了双手，乖巧的孩子笑了，伸出手来让我抱。
       孩子就在我的怀里，如此之近，以至于我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心跳。我又看到了两位同行的惶恐与诧异，但我同时也看到了孩子父母突如其来的眼泪。
       “徐记者，你是孩子查出病情后第一个抱他的外人。”孩子的父母泣不成声，像是突然找到了治疗孩子疾病的良方那样肆意地哭着、笑着。那一刻，我落泪了。那泪水让我体验到了十几年记者生涯中最畅快淋漓的一次真实。我并不是没有恐惧，相反，我压抑着的恐惧甚至比我的那两位同行还要强烈，而当我抱起孩子的一瞬间流淌出的泪水，不仅是为了他的不幸，不仅是想给孩子的父母以安慰，同时也是给我自己一次鼓励。
       我们都是普通人，都需要面对许许多多的困境和难题。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境并不需要别人为自己付出什么，要的只是理解和鼓励，甚至只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但往往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很难得到。
       我是记者，我的职业决定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应该和别人不同。比如我们面对艾滋病的时候。当我们用一种下意识的举动来表明自己对艾滋病的态度——接触它并不可怕时，我们的职业身份会给那些消沉的、挣扎在生死边缘的病人及其家属多少希望和信心!
       我的采访是在泪水中进行的。孩子一直卧在我的怀里。我像朋友一样和孩子的父母聊天。我毫不介意地喝水。我毫不犹豫地留下来和他们一家三口吃了晚饭。吃饭的时候，我接到了两位提前离开的同行的电话。他们说：你很勇敢!
       一年之后写出这段文字，我无意谴责我那逃避的同行，因为我也有自己的脆弱——那天晚上回到宾馆后，我在卫生间里整整呆了将近1个小时，反复地用香皂、洗衣粉搓洗自己的双手，几乎吐出了三天来吃下的所有食物。但我没有丝毫谴责自己的思想——尽管我是记者，但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一样有恐惧的权利。相反，我有一种愉悦至今的幸福：我曾经用我的勇气，我曾经以我的职业给了一个不幸的家庭、一对绝望夫妇面对困境的信心。
       这篇题为《五龄童输血染艾滋》的文章，后来先后被广州、安徽、江苏的几家报纸期刊刊发，引起了不少热心人的关注。但遗憾的是，许许多多想帮助这对夫妇和这个孩子的热心人的捐款却一次次被退回——汇款单上的退汇原因是“查无此人”。很多读者急切地向我索要那对夫妇的新地址，可我的回答也只能是“遗憾”。因为那对夫妇具体去了哪里我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如何我也不知道，尽管这期间我曾多次想办法联系，可以前的电话变成了空号，托当地的朋友寻找也一直没有结果。或许他们逃避了。没有办法治愈孩子，没有办法在周围人群中得到理解和宽容，估计伤心的父母已经带着孩子远远离开了。
       如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心一直平静不下，那个已经6岁的孩子还在吗？或者说，那个可怜的孩子现在在哪里等待生命的终结？
       （乔丽摘自《南方周末》200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