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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这到底是个什么故事呢？集中营里的威森塔尔照例每天为德国人干活。这一天，他在休息的当儿，一个护士向他走来，问他是不是犹太人。当获得肯定的回答后，护士示意跟她走。进了一幢大楼之后，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除了一张白色小床和一张小桌，别无他物。护士俯在床边和床上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就出去了，只剩下威森塔尔和他，而他是一个伤势沉重的德国士兵，年仅二十一岁。当护士出去后，床上的士兵让威森塔尔靠近，并拉住他的手表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知道，”士兵说，“这么个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死去，到处都有死亡。死亡既不罕见也不特别，我注定要死掉。可是有一些经历老折磨着我，我实在想把它们讲出来，否则我死也不得安宁。”原来，这位濒死的士兵是请那位护士去找一个犹太人来听自己死亡前的诉说，护士碰巧遇上了威森塔尔，此刻他注定就成了个听诉者。
       “我叫卡尔……我志愿加入了党卫队。当然，你听到党卫队这个词儿……”“我必须把一些可怕的事情告诉你……一些非人的事。这是一年前发生的事……”“我犯下罪行已经有一年了。我必须给谁讲一讲这事，或许这样能好一些。”“战争爆发了，我志愿入了伍，当然是进了党卫队。我们部队中远不止我一人这么做；过半儿的人是志愿入伍的——不加丝毫思索，就好像是要去跳舞或远行。”
       这个士兵到了波兰，经历了战争，也经历了残酷。这次执行的是这样一个任务，把几百个犹太人赶进一个三层楼阁，并运来一卡车油桶搬进屋子。锁上门之后，一挺机枪对准了房门。“我们被告知一切就绪，”接到命令，“要我们打开手榴弹保险栓，从窗户把手榴弹扔进屋去。”“我们听到里边人的惨叫声，看到火苗一层一层地舔食着他们……我们端起来福枪，准备射击任何从火海里边逃出来的人。”“我看到二楼的窗户后边，有一个人挟着一个小孩儿。这人的衣服正在燃烧。他身边儿站着一位妇女，毫无疑问是孩子的母亲。他空出的一只手紧捂着孩子的眼睛……随即他跳到了街上。紧随其后，孩子的母亲也跳到了街上。随后，其他窗户也有很多浑身着火的人跳了出来……““我们开始射击……！”“子弹一排一排打了出去……”
       说到这里，这位濒死的人用手捂着绷带覆盖着的眼睛，似乎想从脑海中擦去这些画面。但这个画面永远也擦不去了，白天、夜间、乃至奄奄一息的现在，“我知道我给你讲的那些事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等待死亡的漫长黑夜里，一次又一次地，我希望把这事讲给一个犹太人听，希望能得到他的宽恕。”“我知道我请求你的宽恕是一个过奢的愿望，但是如果没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要是没有悔罪……我就不能死。我一定得忏悔。但是该怎样忏悔呢？只讲一堆没有应答的空话？”
       正如威森塔尔自己所说：“毫无疑问，他是指我的沉默不言。可是我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个濒死的人，一个不想成为凶手的凶手，一个在可怕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成为凶手的人。他在向我这样一个人悔罪，而这个倾听悔罪的人可能明天又会死于和他一样的凶手手下。”所以，威森塔尔保持沉默，自始至终只是充当了一个听者。尽管那个士兵的口吻里充满了祈求，但“最后我下定了决心，一言未发，离开了房间。”
       当晚，那个士兵死去。
       这真是一个非常特殊而又动人的伦理故事。但，作为叙事背景，真正引发出的问题是故事的后续：即我是否该满足这个濒死士兵的心愿。威森塔尔自己并不拿得准这个问题，回来后，他和三个犹太同伴谈起过，他们一致认为威森塔尔做得对。后来，威森塔尔又和集中营里一个和他不同教的波兰人谈过这个问题，依然不甚了了。但自此以后，威森塔尔头脑里老是有一幅画面——“那个头上缠满绷带的党卫队员”。“我已经断绝了一个临终的人最后的希望。我在这位濒死的纳粹身边保持沉默是对还是错？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处理的道德问题。这个问题曾经冲击着我的心灵。”1976年，威森塔尔终于把缠绕了自己三十年仍然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诉诸文字，交给了读者。他在结束写作时，这样问道：“亲爱的读者，你刚刚读完了我生命中这段令人忧伤的悲剧故事，你是否可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从我这个角度问一问你自己这样一个严酷的问题：‘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怎么做？’”
       （洪扬摘自《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