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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三十日，广东美术馆推出“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九四二——一九七六）文献展”，为期一个月，引起观众和媒体的强烈反响。五月下旬，展览尚未结束，在策展者的筹划之下，以“毛泽东时代美术”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在陕北延安举行。早两年，另一个策展者已经策划过一个以“长征”为题的艺术项目，许多艺术家参与了这个沿着长征路而展开的艺术旅程。更早几年，我在一个展览上见到过以“天书”震惊艺术界的中国前卫艺术的代表人物徐冰的作品，他用中文的结构形式书写英文，而内容就是革命时代耳熟能详的口号：“艺术为人民。”在读周爱民有关延安的“马蒂斯之争”与延安木刻运动的讨论时，我不禁想到了徐冰的那幅奇特的“书法”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紧张——二十世纪的艺术探索从未离开过这种紧张，它与革命时代有关“艺术与人民的关系”的思考和探索密切相关。
       当代艺术家对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艺术传统的重访与这个展览和研讨会的举行之间似乎有着一些联系——“毛泽东时代美术”正在成为许多艺术工作者重构历史记忆、探讨艺术传统，建立与当代世界的关系的源泉。“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新时期的到来是和重新思考“毛泽东时代”的努力相伴随的。在这个历史时期，革命时代经历了去神圣化的过程，思考的重心落在了对于那个革命时代的内在矛盾和黑暗面的揭露之上。也正由于此，当策划者试图引领我们重新探访这个时代的时候，也不能不感受到一种内在的压力和困境，他们以极为慎重和严肃的方式阐释文献展和研讨会的宗旨：“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毛泽东时代美术(一九四二——一九七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观念史或意识形态史的角度看，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和引导这一时代中国文艺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文献。在此时期从事艺术创造的美术家，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讲话》中倡导的艺术观念为基础，用创造性的艺术劳作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视觉文化和新中国的独特形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在中国美术史上，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历史时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形态与样式，具有独立的史学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在今天来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中的美术，我们会因为有了相应的历史距离和两个时代的意义差异，以及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中积累的丰富资源，从而有可能更加客观、公正地面对这段美术史。”
       “客观”、“公正”是所有学术研究的诉求，但为什么在学术文化界不断涌起“晚清热”、“十九世纪热”和“全球化热”的时代，在经历了对于中国革命历史的检讨、批判和否定之后，再次出现了一种重新思考这个历史时代的兴趣？五月的延安会议紧锣密鼓，每天的议程安排得满满的，但甚至在晚饭之后，与会者还在继续白天的讨论；由于不再受议程的约束，论题自然地向整个的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延伸：它的历史条件、伟大的创新、深刻的困境和危机。这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一个我们能够用学术探讨的方式加以面对的历史，但又是一个牵动着我们的政治和情感的神经的时代，它的幽灵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徘徊，从而无论我们如何“客观”和“公正”，也不大可能彻底摆脱政治和情感的纠缠。然而，这不正是人们重访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所创造的艺术传统、这个时代所提出的一系列不断激发起灵感又引起争议的命题的动力吗？
       也正由于此，我赞成会议组织者的宗旨：只有在深入挖掘历史资料、梳理艺术发展的脉络的前提下，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才能够真正深入。这一期《读书》刊发的几篇文章都是作者根据提交会议的论文修改而成，它们从不同的个案出发，展示了一个革命时代里艺术家与时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生动联系。尽管每篇文章都以艺术实践为中心，但我们也能够从中窥察整个时代的动向——这个时代的艺术不仅是革命时代的产物，而且也是革命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