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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七百多年前的一天，在那个古罗马的都城康斯坦丁堡，一份意外之喜落在了喜欢走街串户寻访古籍的普拉努得斯(Maximus Planudes)神父身上——他发现了一份遗忘甚久的《地理学》手稿。我可以想像普拉努得斯在他的小房间里，不辞辛劳，一步一步，经度、纬度，画出坐标，终于，他起身了，后退一步，哇！整个世界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项工作应该并不困难，因为托勒密费尽心思地把8000多个地方——他所知世界的经纬度坐标，收罗在《地理学》一书当中，并详细说明如何采用两种方法将球体的地球绘制到平面上，还应根据不同地方绘制不同大小的地图，并且不要忘记以北为指标。有地图常识的人知道，这就是投影、比例尺、方向，用上一个专业词汇——地图的数学基础。由此后人绘制出了一系列的托勒密地图。
       西班牙的斐迪南国王和伊萨贝拉王后也向一书商订购了《地理学》，他们之所以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因为要和一名野心勃勃的意大利航海家讨论结果。这名叫哥伦布的航海家宣称，只要一直向西航行，就一定可以到达盛产香料的东方。
       哥伦布的想法就是来自托勒密的《地理学》，不过这是托勒密的两项最著名的错误——低估了地球的圆周和航行抵达亚洲的距离，结果哥伦布在他设想的亚洲东岸位置上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尽管他本人直到去世时仍认为他发现的正是托勒密地图上所绘的亚洲大陆。
       托勒密在公元2世纪提出的地图投影方法直到近1400年之后才后继有人，《地理学》更是1800多年后还在出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最新《地理学》英文版，学者评价甚高。简单地从收藏价格上，我们也可一窥其价值。1482年的乌尔姆版《地理学》地图集大概有120部存世，1884年购买一本只需85美元，1984年是4万多美元，1990年苏富比拍卖行的成交价是190多万美元，创下了印刷地图集的拍卖纪录。如果普拉努得斯神父发现的那本手稿今日还在，该是何价，无法想像。
       地图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天文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生活在计算机和网络之中的我们，既可以从各种媒介上看到地球的方方面面，还可以模拟出宇宙的模型，可能很难体会古代那些只能从身边视觉和经验中理解世界的人们心目中的宇宙。托勒密不相信荷马时代认为已知世界(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周围便是无边海洋的说法，也许可以认为，正是他的这一信念为后来的地理大发现开辟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大约托勒密后一个世纪的同期，东方也有一个大人物裴秀，如同托勒密的《地理学》成为了现代数字制图学的开端，裴秀提出的“制图六体”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制图学体系的基石。不同的是，这是一种矩形网格的制图方法，没有经纬度和地图投影。于是，中国与西方的地图发展呈现出相当不同的走向。如何把地球表面摊开、压扁，变成一张平坦的地图，除了思维计算，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这令我想起曾经听过一个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演讲，中国古代以实用计算为主的《九章算术》渐渐繁盛，以天文学数理计算为主的《周髀算经》渐渐衰落，确实影响了古代中国人数学思维的方向。
       已故著名地图史专家劳埃德·布朗有这样一个评述：“公元1440-1500年间现代史上三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活字印刷被介绍到欧洲，托勒密的《地理学》重新被复制印刷，哥伦布发现新世界。”
       在当时欧洲科学思想后退之时，《地理学》的复兴具有了如此积极的意义，从中或许也可窥看到15世纪文艺复兴中复活的直觉、求知欲和开创思想。
       《地理学》和文艺复兴起源地意大利也颇有故事。流传最广的一个《地理学》版本是1406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完成的，70年后，这里诞生了《地理学》的第一个印刷版，地图的首次出现则是在博洛尼亚版中。在1503年版的地图集中，托勒密还戴上了一副眼镜，这是眼镜第一次在地图上出现，看来绘图者着实想要展示一下这个意大利14世纪的发明。
       我们没有看过托勒密本人绘制的地图，裴秀的禹贡地域图也只能是通过史书的记载去揣测，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地球甚至宇宙的地图，可是如何从中辨认出各种信息，在我们的心灵里、思维里重建一个时空模式，这可真的需要发挥我们的想像力了，人脑如何处理空间信息这个问题的难度，似乎更甚于把地球摊平。
       这是一种超越实用主义的努力，无图之处也是图，好比托勒密的一首短诗：“我知道总有一天时间会将死亡带来，但只要我的神思追随着群星的轨迹，我的双脚就会离开地面，我就会站在宙斯身旁，面对圣餐，大快朵颐。”
       （黄飞摘自《文汇报》）